2011临近岁末，蒋沛泽来到玉荷坪村，向那里的农民们讲解和演示如何用秸杆覆盖的方法对茶苗进行防寒防冻处理。
玉荷坪村地处湖北省宣恩县，此时，全县300多名“科技特派员”正活跃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指导。蒋沛泽便是其中的一员。
宣恩县在每个乡镇选择50至80户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制定了20多种蔬菜、干鲜果、冬播洋芋、茶叶等有机农业栽培技术标准与操作规程。为把这些及时送到村民手里，每位科技特派员“包”10户科技示范户。
在中国，有不少这样的科技特派员。他们大都是具备一定农业科技、工作经验、指导方法和管理能力的专业人士，常年帮助农民们解决种田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手把手、面对面、零距离”的技术指导与服务，让适合于当地推广的科技成果与农民之间实现“无缝对接”，促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早在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政府为探索解决新时期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而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对此，国家科技部予以了充分肯定，并陆续在部分地区展开试点。现在，越来越的省市通过科技特派员体系，将科技、资本、管理等新的生产要素植入农村，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许多科技特派员把创业与科技致富项目带进农家，让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
“我就是一个‘二传手’，把新技术、最前沿的信息与成果传给老乡们。”吉林松原市曾荣获“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的邢文志说。他通过建立花生试验示范基地，为农民提供技术、良种、物资“一条龙”服务，推广和普及了“等离子体处理花生种子”等生产技术，让农民们增产幅度15%至20%。
松原人口280万，是吉林省最早开展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的城市，自2003年起开始尝试选派科技人员带着科技项目走进农村创业，至今已选派了几百名这样的科技特派员，实施200多个项目，带动农户十几万户。享受科技成果的广大农民不仅是现代农业的受益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中不少人感触最深的是科技的力量使这些年来粮食产量不断提升。
目前，吉林省农业科技的总体水平居全国前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53%，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其农村经济的跃升提供了核心支撑。在该省以实现粮食产量25亿公斤为目标的四平市梨树县，科技特派员们建立了几十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并实现县、乡、村、户4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全覆盖。2010年，这里还选择重点村屯，陆续建立起30多个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让新成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更加便捷高效。
“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工作，是中央政府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三化’同步（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在2011年湖南省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现场会指出，今后将鼓励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即鼓励引导科技特派员介入产业链建设的关键节点、瓶颈环节。
湖南于2005年10月开启科技特派员制度，并逐步扩大到全省，带动科技开发项目总投资达67亿元，推广新技术、新产品6384项。该省科技厅不久前出台了有关《通知》，以使2015年之前全省科技特派员创业链达到50个。
如果把以前的科技特派员工作称作“第一阶段”，那么很显然，第二阶段已经起步。实际上，早在科技特派员实施以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便开始建立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和人才队伍体系，如今，全国共有地（市）级以上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12.6万个。根据概算，共有农业科研人才27万人，农技推广人才77.7万人，农村实用人才约1000万人。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么多人口，粮食问题什么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可土地的面积越来越少，只能靠提高单产，单产提高了，总产就上去了。”邯郸县农牧局技术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王金凤说道。1989年她从农业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农技站工作，2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农民们的庄稼地里“猫”着。“国家下很大力度在补贴农业，粮食才能做到不大幅度上涨，必须让农民感觉合算，农民觉得种粮食不合算他就不会干，我们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让农民觉得种粮食划得来，能有积极性。”
包括王站长在内，邯郸县农技站一共有两个人，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从不同侧重点培训农村技术骨干，每个月都开课，每个村来一名代表，他俩集中培训这批代表，让他们下去进一步传授，还用大喇叭到村里广播，“这样培训面就能最大限度扩大了。”他们又担心，单纯讲技术理论不好理解，还印了许多“明白纸”分发给农民。上面没有长篇大论，没有难懂的科技术语，而是简单概要地列出当季应当注意的农业问题，并给出解决办法与简明扼要的技术要点，告诉农民们怎么做，一步一步清清楚楚。
几十年来，中国的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发挥着重大的功效。不过，它基本上是以大学等教育机构培养农业科研人才，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出科技成果，省、县、乡3级农业推广服务体系负责推广，也显露出一些不足，拥有先进技术和成果的人没有推广任务，而负责推广的人又没有技术和成果，两者处于分离状态，农技推广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很多地方甚至一度出现“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
在去年3月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期间，158名代表提出5件议案，要求修改《农业技术推广法》，认为它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需要，“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性质、职能，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强化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保障农技推广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据了解，修改这一法律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