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学》主编克珠群佩先生是西藏著名的翻译家和作家。日前，记者请他就西藏文化、藏传佛教、文学和翻译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见解。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
克珠群佩：我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在山南师范专科学校当老师，后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因身体不适应高原（别看我是个藏族，在内地几年反而不适应高原气候了）就分配到设在陕西咸阳的西藏民院工作。我先是到预科班当老师，后来又到干训部教书，也是教了2年汉语。
我从83年开始搞翻译，对藏学一点没研究，只是边翻译边继续着我的文学梦,先后用汉藏两种语言创作了一批小说,处女作《星星,请别讥笑我》在《西藏文艺》汉文版发表,并获得五省区文学创作二等奖,被收入有关集子；藏文小说也接着陆续发表,写作手法在刚刚起步的藏文文学界显得特别新颖独特,受到了同行的好评,也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有人把我的作品作为意识流小说加以评介,其中《归途》收入五省区藏语文高中教材,还有数篇专门评论；《命运的抉择》时隔二十年后被翻译成汉文发表,并获得2010年《民族文学》年度奖,当年创作的藏文小说也结集成册出版。在翻译上主要是把学者写的评论，还有外国名著翻译成藏文。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藏传佛教的？
克珠群佩：在民院做名好教师并非难事,但在文学创作方面远离生养我的土地,远离我所熟悉的生活.创作源泉很快就会枯竭,于是我有意改变自已的兴趣爱好和主攻方向,在教学和创作的同时开始接触藏学,为了对宗教有综合的了解,我阅读了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方面的典籍,还初步了解汉传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宗派,对佛教的教义教法有特别的兴趣。经过学习和准备，我开始涉足宗教研究领域，最早翻译的宗教著作是《直贡法嗣》，之后写了介绍噶举派系列论文，有些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如《桑顶多吉帕姆教派归属管见》,纠正了女活佛多吉帕姆系统为香巴噶举派的错误观点,在研究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佛教在修行方面，不管是显教还是密教，也不论怎样的修法，都离不开止观法，充分认识到这点，我便撰写了《佛教止观法略述》来系统阐释。藏传佛教从吐蕃开始非常重视道次第，在传播中形成了丰富的道次第学说，道次第是藏传佛教最实质的特点，有关的著述汗牛充栋。于是我撰写了《西藏佛教道次第概述》。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里最有特点的，很多人说藏传佛教的特点包括活佛转世、政教合一制度、念咒，但我认为这些只是表相，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实际就是道次第，像阶梯一样。它不像禅宗，求顿悟，无次第。藏传佛教非常严格，从开始修行到显宗密宗的修行，道次第很严密。藏传佛教关于道次第的论证很多，特别是格鲁派关于道次第更加严格，宗喀巴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格鲁派思想于是就定型了，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佛教的一个体会。
当时我定的目标是要研究噶举派，噶举派是宋代时期产生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教派，国内研究的还不多。我先是从翻译开始入手，翻译了《直贡传》，一边翻译一边学习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然后开始撰写噶举派系列论文。特别是《西藏佛教史》，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基本上对每个教派的教义教法、历史等都作了介绍。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藏佛教的方方面面，被中央统战部誉为“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这是我在西藏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所长时主持完成的课题，此书耗费了我大量心血，于2009年由宗教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研究藏传佛教的体会是什么？
克珠群佩：我接触佛教就是从藏族传统文学开始的。我最早写的《佛教四圣谛与古代文学》，很多读者说对他们很有启发，从这里寻找到了藏族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对古代的藏族文学，有些人觉得没什么价值，认为全是讲解释迦牟尼的一生，是多余的东西。但是我总结出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过去整个藏族社会信佛非常普遍，所以不能说写佛教的东西就不是反映藏族人生活的东西。到现在也是，西藏不像内地，你写佛教的东西，不要以为不是反映现实生活，因为到现在，西藏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写宗教的东西其实和文学没有冲突，至今佛教仍影响着西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在写的时候立场和方法很重要。藏族传统文学里很少有悲剧的结尾，基本都是大圆满式的结尾，很多人就觉得这很雷同，但其实不是，这反映了过去西藏的人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研究佛教后，我发现里面说了很多人生观，世界观的东西，怎么看待人生的生老病死？佛教反对贪念、愚蠢这些东西，而现在文学里充斥和张扬的就是这些贪嗔痴，所以我现在不大看文学作品，没时间、也没兴趣。佛教里有很多对人生很有价值的东西，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对现在的人有教益。现在的人物质和精神享受都比过去好了，很多人并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心理不平衡的问题，如果真正领悟到佛教思想的意义，能够解决很多思想上的问题。
研究佛教需要毅力，从文学完全转到佛教研究，是有难度，但是佛教文化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藏传佛教和内地不同，内地佛教相对比较单纯，但是藏传佛教需要十明精通，里面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不懂佛教没法看藏戏。包括内地的名著《西游记》，其实都是用世俗的故事讲佛教的道理。
记者：您对翻译工作是怎么理解的？
克珠群佩：我的翻译作品学术性都比较强，但我忠实原文，在形式上尽量保留原文风格，同时在语言上力求流畅优美，通俗易懂。藏译汉的汉文要尽量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于文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或大众难理解的字词，均附以较详实的注释。注释需查阅大量的资料，翻译佛教教义的内容尽量保持藏文的字数和节拍，同时意思要保持一致，其实注释的学术价值更高一些。
翻译有时比写作还要难。首先要理解藏文，其次要了解汉文的佛教用语，我的优势是研究过内地佛教的各个教派，所以翻译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宗教谚语、哲理谚语这些比较难的东西，当了解了汉语和藏语的特点后，翻译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佛教再认识的过程。翻译的好处是必须每个字都要准确，提高就很快，原来在内地学的佛教知识，回到西藏以后请教高僧或者专家进行藏传佛教方面的专门指导，把藏文佛教著作原文加以注释，翻译理解上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不久前热振寺来人，说让我校对他们翻译的寺院志，校对后发现错误比较多，于是又重新翻译了一下，翻译后我觉得很有价值，可以提供给他人作为资料研究。有助于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旅游我也很关注，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吧。
记者：您怎样评价我国藏汉翻译界的水平？
克珠群佩：总的来说还不错。台湾的藏汉翻译水平也比较高，很到位，条条框框少些，教义教法翻译的多；我们翻译历史的比较多。
目前搞藏学研究有个弊端，就是资料多的去研究的人比较多，资料少的就没有人去碰。另外，藏文翻译上流行一种不好的方法，就是能译的译，不好译、不容易译的就图简便用音译，这样就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比如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说到藏传佛教时说成喇嘛教，这是谬误，当然这中间有历史原因，但我们今天就不能再这样错下去。我以前还提议过，要开翻译专栏，专门研究讨论翻译上的问题。但是难度比较大，需要培养人，文学翻译也是。尤其藏译汉的很少，文学方面也少，佛教题材藏译汉的就更少了。
记者：您现在担任《西藏文学》的主编，您既编杂志又搞翻译，二者是怎么兼顾的？
克珠群佩：我与西藏文学有很深的因缘，从上大学时我就开始读《西藏文学》，也给编辑部写过信。和西藏的因缘更是一直没有断，有感情。我是西藏文学第一个藏族主编，前面7个主编都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到我这里，我要精益求精，不能愧对前辈、读者和作者，我们对作者要有凝聚力，从待人接物的小事做起，心思要放在这里。这几年，我们发现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很有作为，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反映人民今天的生活，有新意。西藏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要坚守住《西藏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关注藏族文学，及时推介西藏作家的最新成果，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组织评论文章，当前，西藏处在文化大繁荣的时代，西藏文学也要大放异彩。
对我来讲文学杂志要办好，翻译、研究也不能丢。藏文翻译成汉文的人才目前还是比较少的，翻译佛学典籍的人更少，把藏文佛教著作翻译成汉文流传，对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也很有意义。虽然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我乐此不疲。(王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