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炳坤夫妇（刘建生摄）
“收入高了，治安好了，找工作容易了，政府给的补贴多了，肯听老百姓的意见了，不过赌场也多了，房价也高了。”谈起澳门回归十年来的变化，郑炳坤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大串儿。59岁的郑炳坤是公共汽车司机，他的家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的一幢公寓里，太太梁淑琴是一名制衣工。2004年胡锦涛主席曾到他家做客，夫妇二人与胡主席的合影至今还挂在客厅显眼的位置。
郑先生告诉记者，十年来最让他高兴的是儿子女儿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女儿当老师，儿子从内地大学毕业后，进入特区政府法务局工作。“过去像我们这样的澳门人想进葡澳政府当公务员非常不容易，现在是通过考试公平竞争。”
2009年12月，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显示，82%的澳门人认为“一国两制”在澳门是成功的。
最活跃的微型经济体
特区政府经济局局长苏添平介绍说，回归前，澳门连续4年经济负增长；回归后仅一年，澳门经济实现了5.7%的增长。之后，伴随着博彩业的开放，在博彩旅游业的带动下，澳门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6年以后，针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特区政府开始将施政重心转向促进经济多元发展，致力打造综合旅游休闲中心和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澳门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至2008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473亿元（澳门元，下同）增长到1718.7亿元；人均GDP由1.4万美元增长到3.9万美元；财政收入由169亿元增加到576亿元；澳门特区十年财政滚存累计（滚存即一年财政盈余）达到1000亿元；居民人均月工资收入中位数从4920元上升到8500元；居民存款由843亿元上升到1854亿元；失业率由6.5%下降到3%。
“澳门面积只有29.6平方公里，人口54万，是微型经济体，经过十年的推进，依旧是微型经济，但其总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杨允中分析说，这些年来，澳门是世界经济体特别是微型经济体中最活跃的，经济迅速而持续地增长，澳门已经从回归后一个平静的小城变成了世界上备受瞩目的城市之一。
澳门居民的幸福生活
随着回归后澳门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特区政府加大了在教育、文化、民生事务的投入。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资稳定增长，每年的增长在两位数以内。市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8岁的庄青青是澳门劳工子弟学校高三年级学生，她的志向是投考北京大学或里斯本大学，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她的同学曾雅诗，在校担任学生会干部，很喜欢被人瞩目的感觉，因此渴望上大学读新闻专业，将来能成为一名记者；出身警察家庭的何柏霖则想考取澳洲的大学，攻读犯罪心理学。
据澳门劳工子弟学校唐校长介绍，这所学校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由澳门工联会总会专门为劳工子弟创办的。“我们的学生多出身贫苦，绝大部分想读书，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校长说，近年来，特区政府将免费教育由回归前的9年拓至15年，还支持和鼓励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孩子们读起书来无后顾之忧。据统计，过去几年中，澳门高中毕业生读大学的比例在80%以上。
郑炳坤的太太梁淑琴，2008年从特区政府领到2.4万元 “分享金”。“我在工厂的工钱是每月2000元，按政府的规定，不足4000元的部分，由政府补足。”梁淑琴成为特区政府“在财政盈余充裕的年份实行现金分享”政策的受益者。 2010年起，政府为所有符合资格的澳门人士开设一个帐户，首先会存入1万元公基金，“特区政府会制订合适的比例，有一定的财政盈余，就会按比例拨给帐户。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让每个澳门人在65岁以后，有政府公积金与企业的公积金双重保障，能够更好地享受退休生活。”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新一届政府就任后“特别要改善民生”。
除此之外，澳门社会有着丰厚的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敬老金、医疗津贴、残疾人津贴等。
“澳人治澳”以人为本
在进行十年施政总结时，何厚铧说，十年前带领年轻的施政团队“澳人治澳”，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在某个阶段，甚至是从“负”开始。“譬如说很多历史上的包袱，特别是整个官员的本地化在过渡期基本没怎么启动，年轻的公务员到一个岗位上，马上就要履行职责，而之前根本就没有经验。”
公务员培训和队伍建设，成为陈丽敏十年来重要的工作之一。从小接受葡文教育的陈丽敏，从20岁起在澳葡政府做公务员。十年前，接到行政法务司司长的任命时，她很意外又很自豪：“中央政府这样信任我这个在澳葡政府干了几十年的公务员，的确是真正要落实‘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
陈丽敏告诉记者： “在回归的第一天，我们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她说，无论是公务员培训，还是行政改革、法务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施政能力，更好地服务澳门。经过十年实践，澳门公务员队伍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
澳门立法会主席刘焯华1984年起就当选澳门立法机构议员，谈起“澳人治澳”感触颇深。回归前，立法会没有多少立法权，葡澳政府规定总督可以制定法律，当时70%为总督立法。回归后，根据基本法，政府只能制定行政法规，立法工作由立法会来进行，十年来立法会制定了200多部法律。“最大的感受是，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立法权大了，立法会议员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及参与程度高了，居民真正把自己当成澳门的主人了。”刘焯华说，与回归前相比，十年来立法中还有一特点，就是无论是法律还是行政法规，民生方面内容都增加了。
1957年生于澳门的欧安利所代表的是澳门社会中独特的一个社群--土生葡人，即在澳门土生土长的有葡萄牙血统的人。澳门回归以来，许多葡裔居民在澳门安居乐业、服务社会，并以澳门主人翁的身份，参与“澳人治澳”，很多人还入了中国国籍。欧安利是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土生葡人。欧安利很看好澳门在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的服务和平台作用，作为专业人士，他希望能更多发挥自己的优势。
“经济神话”的背后
有人将十年来澳门经济的迅速增长称之为“神话”，何厚铧对此表示异议：“人是干不出神话的，都是实实在在做事情。”他认为，澳门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一国两制”的优势、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澳门各界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的依法施政。
位于天神巷的“荣记牛杂”，在澳门已有70年的历史,因汤汁独特、牛杂做得干净深受食客追捧。近几年“荣记”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注意到，主要原因是内地客人越来越多，少时占到三四成，有时在五成以上，还经常有北京、上海的客人邀她一同北上开店或希望买她的秘方。
“荣记”的红火得益于中央政府出台的被澳门人称作“自由行”的政策。2003年SARS以后，澳门的游客骤减，中央政府出台此项政策，自政策实行以来至2008年，内地以“自由行”方式到澳门旅游的达3200多万人。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严格贯彻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不干预属于澳门内部的事情，而一旦澳门需要，中央政府就会大力支持。如内地与澳门CEPA及一系列补充协议的签署，中央出台的支持澳门应对金融危机的9条措施，扩大人民币业务在澳门实行范围等，都对澳门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起到很大的作用。
杨允中认为，经过十年的积累，澳门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如澳门经济结构中博彩业一业独大与适度多元化的矛盾等。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也认为，单一的产业比例过高，对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和持续发展是有隐忧的。“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我们认为澳门经济应适度多元化发展，希望这几年取得的成果能支持经济多元。”他表示，下一步会在资源投放方面对适度多元化予以积极支持，“包括会议展览、文化产业、物流及传统工业的升级及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