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安利的“头衔”很多：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行政会委员、大律师暨公证员。他的祖父是一名葡萄牙军人，1915年来到澳门，祖母是广州人。在澳门，像欧安利这样的当地土生土长的葡裔人士及其后代，被称作土生葡人。目前，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有1万人左右。据了解，回归前最担心、最彷徨、心里最没底的就是这些土生葡人。
“十年来，我们社群更多地融入澳门。很多人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澳门的一份子。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回归十年的成绩。”欧安利本人在2004年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土生葡人。
“选择文化”是件艰难的事
说到国籍选择，欧安利告诉记者，1999年，他参加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没有强制他们立即选择国籍，而是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没有时限，“你可以几十天、几个月、半年或是几年、十几年后做选择。”
“我是在回归5年后做出的选择，回归前确实有顾虑的。”欧安利说。十年前，在“走”与“留”的问题上，他倒没什么太多犹豫。在欧安利所在的“仁慈堂”社团里，以他为代表的“留派”意见占了大多数。但在国籍的选择上，他曾走过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倒没有顾虑太多经济和工作上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文化认同上的问题，我心理上没有准备好去接受中国文化。”欧安利出生于1957年，在澳门的葡文学校读完小学、中学，1974年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8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葡萄牙工作了两年，于1982年又回到澳门。
“到外面读大学，所选择专业为法律、建筑或医学，毕业后回澳门工作。”欧安利说这几乎是他们那个年代多数土生青年的不二选择。所以尽管说生活在澳门，但一直是按葡国的轨迹在生活——从小接受葡国教育，长大到葡国读书，回澳门来在政府高层工作。“想想看，一个人按一种轨迹生活了几十年，要重新接受一种文化，经受那种文化上的转变、冲击或更多的融合，该是多艰难的一件事情。”
“经过回归以后几年的生活，我们这些在澳门生根的人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我们的宗教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我们很好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就是澳门的一份子，我们是澳门人，是中国人。”
欧安利说，他遇到的困惑在未来一代基本不存在了。比如他的儿子，就不存在选择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融合得很好了。”欧安利26岁的大儿子在一家赛车公司做管理，因工作关系，在澳门与上海来回走动；24岁的小儿子从事金融工作，常驻英国。他们中学前在澳门上葡国学校，然后去英国读书，之后又到北京学了普通话。
曾担心澳门司法停滞不前
“我们现在都很乐观，因为过去所有的挑战我们都战胜了，但当时澳门的确是面临各方面的考验。”欧安利像在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回归前，他连任5届澳门地区立法会议员，并曾任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经历和见证了澳门回归的整个过程。
1990年到1999年是回归前的过渡期，当时的任务是要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公务员。作为司法委员会成员之一，欧安利的工作就是做法律本地化工作。葡澳时期，澳门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葡国法律来制订的五个大法典。本地化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澳门的实际，让法律能够更适合澳门。
欧安利清楚地记得，回归前的澳门很低迷，经济不景气，治安也很不好。回归后，葡萄牙公务员大部分都走了，只留下本地的公务员，司法方面面临着很大挑战。欧安利曾经跟很多人一样，担心澳门的司法是否会停滞不前。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虽然不是每样东西都非常理想，但实际上各项工作也在顺利的进行着，比如大案照审，小案方面也体现了政府的能力。”欧安利说，十年来，立法会做了很多工作，亮点之一当数“23条立法”的完成，即根据基本法23条制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通过。欧安利感受最深的是，回归后，立法注重100%保障澳门居民的权益。他以自己参加过一个“法律和法院运用提案”的立法为例，“内容就是保证居民在刑事案件中，每个环节都有一个律师陪同。”
“另外，我们各届人士都认同要有改革，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需要一步步来。”欧安利表示，在未来十年“澳门司法改革和行政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澳门不是只有赌场
“澳门不只有赌场，还要多元发展，加强服务业的角色，这是澳门多元化的一个方式。”谈到澳门的发展，欧安利认为澳门应充分发挥它的平台和服务作用。他说，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加强，与很多葡语系国家建立了经贸与合作。
“很多巴西人想到内地投资，但他们不懂内地的语言及法律，所以多以澳门为中介，澳门的服务和平台作用就很重要。澳门引进的贸易人才、商业人才就可以帮助他们达成到中国内地投资的愿望。”欧安利分析说，关键的一点，巴西、葡萄牙、安哥拉等国家与澳门的法律都属于欧洲的大陆法系。这些葡语国家来澳门做生意，会觉得这里能配合他们的思想和习惯，会放心很多。欧安利强调，澳门与这些葡语国家在贸易方面的来往，也需要很多熟悉法律，熟悉葡文的年轻人才。“比如说以后的贸易中可能会有很多法律纠纷，巴西的判决与澳门的判决会有衔接，相互适用，所以他们做起生意来会觉得很放心。”
欧安利有一个愿望，他希望特区政府能够成立一个专业学院，专门研究国际法，培养国际法人才。“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专家，有欧洲来的，有内地的，有澳门本土的，他们会带动新的一代的法律意识的发展。”欧安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