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底，中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538个，总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5%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记得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只有300个，而今天已经超过3000个。”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马敬能说。这位国际知名生态学家在中国从事生物保护事业已有23年。“自然保护区如雨后春笋地在中国各地涌现的背后，当然包括科研工作者们的辛勤劳动。”
2003年1月，中国科学院倡导启动一项抢救工程，计划在15年内把所属12个植物园保护的植物种类从1.3万种增加到2.1万种，并建立总面积达458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植物园。不久前，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又成立了生物多样性信息学重点实验室，在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3个主要层次上进行广泛研究。另外，中科院和云南省正共同加紧中国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建设，此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计划。
“从战略规划、科学研究到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中国均取得了积极成效。”周生贤说，85%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47%天然湿地、20%天然林、绝大多数自然遗迹、65%高等植物群落类型和绝大部分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不过，周部长也坦言，一些重要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遗传资源流失和丧失状况不容乐观。“今年要以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活动为契机，修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月23日，他主持召开的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认为，由于原《行动计划》制定时间比较早，缺少战略内容以及联合国《公约》目前关注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有必要根据新的情况及时编制修订，并着力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据了解，修订后的《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了34个优先保护区域，提出今后一段时期(2010－203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制定了近期、中期、远期战略目标任务，提出保护优先领域、优先行动和优先项目，以及为做好相关工作的保障措施。经过进一步修改后，将报国务院审议。
“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那么湿地这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便是‘地球之肾’，它们对保持陆地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起着杠杆和中枢作用，无论损害和破坏哪一个系统，都会影响地球的生态平衡，危及人类生存的根基。”中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指出，全国湿地保护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目前共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550多处、国家湿地公园100处、国际重要湿地37处，全国约50%的天然湿地和一大批濒危重点保护物种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
心动
“中国有很多在国际上有前瞻性的生态保护政策，对生态保护的投资巨大，应该通过多种渠道更多宣传，创造理解、交流、学习和合作的机会，这对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将大有益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认为。她作为中国民间组织的一员被邀在生物多样性年中国行动启动仪式上致辞。“我们常年从事自然保护，在看到巨大危机的同时，也看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依据去年7月北京开幕的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的资料，在中国，“山水”这样的环境与物种保护的民间组织近3000家，其中40％的机构全职人员没有薪酬，“绿色青年”是主力军。
在志愿者的感召和“周围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怦然心动，继而也开始了行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满20岁的吕植跟随“大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进入陕西秦岭深山之中进行野外科学研究。“曾有一只怀孕的鹿误闯进一个村子，淳朴的村民由衷地对我说：‘你真有福气，一来就有肉吃’……”这件事对她震动很大，由此顿悟：保护自然，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若无法让百姓受益，保护是缺乏说服力的。”
“全社会应该鼓励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以及当地社区或乡村之间实质性的合作，加强相互的了解和支持，以令自然保护更加有效，并使保护的成效得到公众监督，让目前还比较边缘化的保护工作得到更多公众的理解。”吕教授认为，只有理解才能支持，只有支持才能深入人心，最终才能改变公众消费习惯和价值观，重建大家对自然的情感与尊重。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强烈地震，震中是位于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缘的汶川县，也是吕教授他们常年的一个自然保护研究基地。根据“山水”中心科学顾问团队——北京大学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虽然超过60%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包括35个大熊猫保护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但良好的森林植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震所诱发的泥石流和滑坡，从而减小对生命和财产的危害。“我们让当地乃至更多百姓明白，这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体现，恰恰说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对保护人类生存和生命安全的意义。”
今年1月底，地震灾区都江堰茶坪村160多户村民参与制作的《乡土手册》新鲜出炉，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成为第一批读者。3个月前才接受中国—欧盟项目培训的村长刘明福言必称“生物多样性”，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带领全村人带上纸笔、拿起相机，记录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村子，对家乡的生态资源进行梳理，并为灾后重建提供来自基层社区的反思和政策建议。“通过村民和专家实地调查，发现植物物种有2000多种，而村民直接记录的有200多种。”有关专家与项目负责人贾磊说。而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唐亚教授则感叹道：“什么是生物多样性？我在上课时头都讲昏了，学生还是不懂，可这些村民却能够如此生动的诠释！”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的大国，保护要充分发挥民众的智慧。”吕植教授说，尽管“生物多样性”是外来词，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村落，“爱护生命，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仍然根植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还是保护区管理，当地群众的参与和智慧，往往是成功保护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