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查尔斯·达尔文应该算是位“老熟人”——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环球科学考察所乘坐的“小猎犬号”(Beagle)甚至没有到达中国海，更未必会料到，自己的学说能在日后停泊于中国，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的社会与自然科学、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
到了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又显示出达尔文在中国依然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今年，这项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率先组织、每两年进行一次的全国性调查又在进行，由于恰逢达尔文200岁生日（2月12日）、《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11月24日）的日子，各种纪念活动不断，因而“知道”达尔文与进化论的“百分比”恐怕也不会低。
启蒙者角色
达尔文的名字是于1873年最早在中国出现的（上海的报纸上）。可令他成为中国家喻户晓人物乃至被尊为“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启蒙者之一”的却并非缘于《物种起源》。这一出版于1859年的惊天之作，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只是被零零碎碎地推介给中国人，直到1920年，商务印书馆才出版了第一个《物种起源》的中文译本。
在中国引起轰动是另一个人的另一本书，中文名曰《天演论》（T’ien-yen lun，The theory of evolution）。其译者是“维新派”大思想家严复（1853—1921）。他翻的是赫胥黎维护进化论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但却没有遵守最重要的翻译原则——忠于原文，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私货”（个人的理解与发挥，包括其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体悟），以至于连原作者本身的学术立场都变了味道。不过，很多评论家还是认为，严复“如此”翻译赫胥黎的著作，恰恰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与和严肃思考。
1895年中国惨败于中日“甲午战争”是严复动笔翻译《天演论》的直接动因。当时，有不少中国人急于寻求答案：“我们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保种）。而在此前的两场“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中，隔海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日渐破损的大门，迫使新式知识分子心脑激荡：“我们怎样才能变得强大？”（自强）一批“先觉者”开始睁开双眼重新看世界，掀起以“自强”为口号、传播与借鉴西方思想与做法的洋务运动，建起兵工厂，有了自己的新式海军，并向海外派出留学生……但没过40年，中国“居然”在甲午战争中输给了此前并未放在眼里的日本，中华民族又被推到了危亡的紧要关头。从前的失败，很多中国人还以为是源自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可当他们自己也有了船和炮时，结局却依然还是败！这种空前的刺激、失落和国危民困的切肤之痛与忧虑，唤起了曾在英国学习海军课程的严复救亡图存的激情和勇气，使之决心把达尔文的学说推介到祖国来。
可被他“看中”的赫胥黎是坚定的生物达尔文主义的维护者，同时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坚决的反对者。他不主张把自然界的法则类推到人类社会，其《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后半部分（伦理学）明确讲述“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但由于“国难当头”，这一部分被严复断然删掉了。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自然界通过自然选择、弱肉强食等方式，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由此说来，进化论似乎本是“强者”的福音，但严复试图拿物种灭绝的“威胁论”棒喝羸弱的中国，将弱者的奋起作为核心内容——国人应该努力去成为“适者”（适者生存）。这也使达尔文进化论转换成一种“政治学语境”中的理论，社会意义取代了其科学意义。“实际上，严复并非介绍近代科学的有趣发现，而是要为变革的必要性传召西方的证人。”有史学家一言以蔽之。
“我们现在来看严复那个时代，提出变化与变革（Evolution），其实非常难，很容易被看成是要‘造反’。”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多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说，当年严复在给皇上的奏折里，痛陈革新的必要、中国的弱小，他的感觉和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是弱国了，于是严复要向国人传播变化是“天道”的观念（物竞天择），从而呼吁社会要进行改革，对外强要起而抗争。“中国人最终确立变革和革命的合法性，和进化论的引入有很大关系。”
100多年来，作为一个个案，达尔文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以及种种变奏（蜕变、误读、变脸）。书评人董丽丽指出，“《天演论》这旧瓶装的被翻译界当作反面案例的新酒，却醉了整整几代中国人。”
在许多专家看来，《天演论》的影响力“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上世纪70年代，知名学者曹聚仁提到，他20年来共计阅读过500种以上的回忆录，基本上所有的作者都看过《天演论》。追溯到1897年12月，它在天津首度面世，立刻产生了连严复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应，迅速风靡整个中国知识界。此后10多年里出版了30多种版本，单是商务印书馆一家22年间就印过24版（从1905年到1927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另一位领袖梁启超深受到《天演论》启发而成为达尔文最重要的中国传播者。当时，一个名为“毛泽东”的小孩儿，也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后与同学蔡和森成立了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青年组织（新民学会）。10多年后，一个叫“胡洪梓”的年轻人改名为“胡适”，取“适者生存”之意，不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自然，最终引领中国走出困境的是马克思，但达尔文仍然功不可没，他不仅为结束封建制度而找到理论依据，也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董丽丽认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达尔文进化论接着享有“崇高地位”，“当时它是以‘官方’、‘正宗’的面目出现的，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学系教授龙漫远回忆，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人们才开始反思。”
今日中国，进化论已存在于多个语境。生物学相关研究，与其说回归，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的“进化”。
科学家形象
“我们纪念达尔文，不仅是为了向这位伟人表达由衷的敬意，而且也是为了从他的科学人生和科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和启迪，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在“达尔文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特意撰文指出，恩格斯曾把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发现相提并论：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人类看作自然进化中的一个环节，从而端正了人们对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为后来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直至科学发展理念奠定了知识和认识论的基础。”
已毕业8年的生物学博士韩学文称“不断告诫自己”，治学要像达尔文那样扎实，没有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功利心。“达尔文是一位细心的观察家。而细致观察、缜密思考、系统研究的科学方法是其成功的根本所在。在他之前，传统的生命科学方法主要侧重于对生命的表面现象进行观察、描述和分类，很少提出科学的假说，更不重视用实验来验证科学假说，很少探索生命多样化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系统规律。”
刚满8岁的小学生吴步贤以“博士”般的神气向记者讲述人为什么会打嗝：“答案嘛，就隐藏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从鱼和两栖动物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许多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多余‘零件’和功能留了下来，构成了我们身体的‘不完美’——打嗝是鱼类和两栖类祖先的遗产，人类长长的呼吸神经来自于鱼类；而打嗝的原理其实与两栖类动物在水里用腮呼吸时一样……啊，我杂志上看的，呵呵。”
在不少科学工作者与爱好者眼里，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似乎看起来“挺简单”，它基本上用的是比较“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的，极少用到公式之类。不过，因高中时读到《物种起源》而立志学生物或考古的大学生陈彩刚说，如今他却更愿意强调法国科学家、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雅克·莫诺的一个看法：“进化论遇到的一个麻烦在于，每个人都自以为理解它。”
“由于达尔文的努力使大众普遍接受了进化的观点，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并不了解他。” 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博士指出。他在今年5月16日为公众开讲的题为“永远的达尔文”的科普报告是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中开始的：达尔文是哪国人？——外国人！（没有答“英国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究员陈均远在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生物进化论”课，他说这是自己最新进行的跨学科的探索和思考。1921年，正是在南京（高等师范），从美国归来的动物学家秉志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他18岁时从河南开封考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得以阅读大量从西方进来的科学书籍，其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之对生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位培养出一批不同分支领域早期动物学家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也是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办人和中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
进化论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引起太大争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人科普素养调查”的主持者李大光觉得这“很要命”。“争论并不是胡乱否定，而是进行科学的探讨，这比进化论本身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