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马海燕
二00九年中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受了一个科技新名词“3G”，以往类似的还有“纳米”、“克隆”、“转基因”等等。“科技以人为本”，“科技改变生活”，民众如此热情谈论高科技，因为它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
六十年来，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一路走来并不顺畅。新中国诞生初期，中国科技事业在一片空白的条件下开展学科布局。那时有限的科技资源为国防、航天、地矿、石化等行业起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民也“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科技部部长万钢评价那一时期说，“老一代科学家留下了默默奉献的精神，留下了勇于牺牲的勇气，留下了把知识和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两弹一星”上天、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都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九年初，邓小平分别访问日本和美国。家用汽车等西方发达的现代化工业让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很不平静。从此，“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在夯实基础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的同时，开始着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并于一九八五年启动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攻破“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第一人”王选都成为这一时期家喻户晓的明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引导科技创新要素向产业和企业集聚，为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和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做好技术支撑。“科技引领时尚”，今天青少年的偶像除了歌星、影星，还有杨利伟、费俊龙、翟志刚等英雄航天员，李彦宏、丁磊、张朝阳等网络新贵。这种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对科技人才培养、全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视，让万钢尤为欣慰，“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源正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
这种积累的确非一朝一夕之功。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者不足五百人；改革开放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科技人员刚刚达到五十万；到新世纪中国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时，科技人力资源队伍达到四千二百万人，居世界之首。
然而，也有人发出质疑，为什么这四千多万人中不能出现一个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专家、院士越来越多，其中有多少人能够同当年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竺可桢、袁隆平、陈景润等人的成就相比？
也许从个人成就和开创性成果上来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科技如此普及到大众生活层面，却是史无前例。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综合与规划处处长王瑞军介绍，近些年科技在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北京奥运等诸多国家重大工程和事件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支撑作用。
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去年的“五•一二”汶川地震中，卫星遥感、无人驾驶飞机、北斗导航定位、网络通信等一批先进技术手段，在灾区道路不通、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为及时了解灾情、果断决策、有效救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万钢如此描述科技的力量。
二00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百分之十九至二十，在外向度较高、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仍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发展。这让西方国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万钢则一言以蔽之，“纵观人类历史，每次经济危机都促进了科技革命，每次人们走出经济危机，都是依靠科技引领”。
国际上通常采用研究开发经费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二00八年中国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四千五百七十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财政支出两千五百四十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五二，按贸易汇率计算位居世界第四。
据了解，科技部正加速实施十六个科技重大专项，到二0二0年重大专项总投入将达到一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超过五千亿，以实现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总体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也许“科技强国”的梦想不再遥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