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韵韵考上‘北大’或‘牛津’，我可能都不会这么兴奋！”魏伦斯感慨道。
韵韵是她的儿子，今年3岁。前不久，他终于被一家公办托儿所“录取”。“胜出”的条件之一是，可一次性交清“赞助费”3万元人民币。
尽管有明码标价--按照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的文件规定收费，但不少公办托儿所都要收取规定之外、不怎么合法的“赞助费”以及各种名目的费用，实际上，除了每月700元的日托费，这些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须”费用，一般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赞助费我们交得非常心甘情愿，毕竟儿子没有‘输’在‘起跑线’上。”魏伦斯说。她与丈夫的年收入加起来近22万元人民币，与很多人相比，算是比较“有钱”的，但他们还是最终放弃了一家赞助费要5万的“更好一些”的托儿所，“这属于‘漫天要价’了。”
魏伦斯也感受到“无底洞”的压力与负担，她要随时准备交费、交费、再交费。托儿所经常开展联谊活动、户外比赛，并要统一服装--都需要家长另外付费。
在英语、美术、语文等“日常课程”之外，托儿所还开办了“特长班”或“兴趣班”，像乐器班、舞蹈班、“好汉”班（武术班）、轮滑班、游泳班、棋类班、数学班之类，每个班1学期收费200到800元左右。虽说托儿所方面一再表示“自愿报名”，“但你想啊，班里的小朋友都报名了，只有你家孩子不报名，到时候他自己闲待在一个屋里能干（愿意）吗--托儿所真是摸准了孩子和家长的心理了！”魏伦斯为韵韵报了“好汉”班和英语班，明天还准备报轮滑班。“轮滑鞋好几百一双，而‘好汉’要穿‘练功服’，英语要买教材与音像制品，还有‘测评费’……反正一堆钱又仍进去了！”
魏伦斯自己也明白，家长们对学前教育期望值过高，导致了托儿所费用的水涨船高。据她了解，很多父母均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如今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于是一些托儿所利用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投其所好”，想方设法推出各种名目的学前教育计划和培养目标，无形中，也大大增加了家长的投入。
从怀孕起，魏伦斯就开始考虑儿子入托问题。如今她还保留着当年的一个本子，上面有北京市内所有最有名的托儿所的详细记录与“优劣比较”。“我们买房都选择在了‘名’托儿所附近--儿子要上好几年托儿所，每天接送，近了当然会减少许多麻烦。”
可他们“失算”了--离家最近的那家“名”托儿所报名时“人满为患”：只收200个孩子，可一大早就去排队的魏伦斯看到有比自己更早的，她拿的号已经是917了……虽然工作人员劝后面排队的家长不要等了，可谁也不听。与绝大多数人一样，魏伦斯直到最终确实“没戏”了才算作罢。
于是，她与丈夫“兵分两路”，伴随着高度紧张以及希望、失望、绝望、顿足、陪笑脸、哀求、“死磕”，新的期待……一家一家托儿所地“跑”，离家远近完全“忽略不计”。只是首选要公立的。他们也知道，在北京，1300多家托儿所中，公立的只占1成。“公立托儿所当然更让人放心一些，它应该设备更齐全，师资力量更强，与小学教育衔接更好，而入读民办或者私立托儿所，费用会更高。”
在民办或私立托儿所，收“赞助费”似乎更“理直气壮”。它们在缓解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矛盾的同时，又“必须”跟着市场走，收费项目和标准都由其通过成本核算自行确定，虽然也需要公示，但不用物价部门审批，只要上报备案后执行即可。而其标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正逐年上涨，郑州、南京、北京等城市甚至均有托儿所开价一年10万元。
跟不少“过来人”一样，魏伦斯很是“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分--大家都不富裕，可小孩入托“太容易”，尤其是几乎“不要钱”。那时，全国许多单位、机关与企业或街道根据“需要”和“可能”的原则，独立或联合创办了职工子女或居民托儿所，具有福利性质，不以盈利为目的，家长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学费就行了，经费不足的部分由单位等进行补贴。
随着改革的进展，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附型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机制迅速解体，很多单位关闭了托儿所……当幼教成为一种产业，供求的价格杠杆作用就开始显现。幼教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完全处于卖方市场。从1995年开始，近10多年来，包括适龄儿童入托率、幼教师资等幼儿教育的各项指标都在逐年下降，而托儿所收费却节节攀高，远远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平价甚至公益的幼儿教育机构少之又少，很多市民抱怨“上托儿所竟然比上大学贵和难”。涉及千家万户的幼教，成为无数家庭的烦恼。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1%的公众认为学前教育收费“非常高”，26.2%觉得“比较高”，两者合计比例高达97.3%。
此外，一份《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近1、2年间，全国近6000万名3岁-6岁的学龄前儿童只有约2180万名入托就读，这意味着，全国有六成学龄前儿童未上托儿所。
专家看法：属“自然”现象
“公立托儿所也收‘赞助费’，源于教育部门过时的政策规定。”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慧燕坦言，“收费标准一直没怎么变，实在偏低。”
第一幼儿园与共和国同龄（1949年成立），是北京市首家示范园，属市一级一类，接受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子女入托。冯园长说，公立托儿所的老师基本都有“事业编制”，国家按人头和教师职称对其资助，个别著名的大托儿所还能获得一些额外的经费。“这使得我们园的老师在工资、福利、政策上都有很强的保障，师资队伍也能维持很强很稳定。”即便如此，她同时又意味深长地指出：“公立托儿所也都面临生存问题。”
很显然，相比之下，民办或私立托儿所就更面临着生存问题。“我们没法像公立托儿所那样通过编制来留住老师，只能靠钱和企业文化，让老师觉得在这里很幸福，有前途。”在北京颇有名气的民办托儿所“巴学园”园长李跃儿表示，扣除老师的工资、教学投入和科研经费，剩下的学费收入就只够当风险基金了。“为了降低成本，很多民办托儿所往往在一位新老师干了2、3年需要涨工资的时候把他（她）换掉，然后再去招低薪的新老师。”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少，投入不均衡。”华中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蔡迎旗教授认为，托儿所成本的很大部分如果政府不埋单，那自然要由老百姓来付。
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中国施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尚不属义务教育范畴，对其投入基本上挂靠在中小学里面，只从基础教育里面分一小块给它--长期以来，一直只占整个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1.2%-1.3%左右，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比例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显得偏低。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强调幼教是非义务教育，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托儿所，忽视了幼教的独特性、基础性和普及性的特征，没有真正将幼教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从而使托儿所办学体制出现政策上的摇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CNIER）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在储研究员看来，幼儿教育的成本，应该以两个维度来分析。他解释说，第一个，是立足于把幼儿教育办好的目标，“应该讲，幼儿教育的成本不会比大学教育的低。”而第二个维度则应当考虑社会所能够承受的幼儿教育的成本是多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超出这个社会所能承受的标准之上来办我们的幼儿教育。”他还表示，假如有条件，义务教育向幼儿教育阶段延伸才是真正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
“我不认为幼教应该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说，幼儿教育本身是一个存在多样需求的阶段，家长们对孩子的成长有多种“想法”，“而政府目前也没有能力完全承担幼儿学前教育的费用，家长、企业、社会应当予以分担。”
政府说法：拟出台“新政”
针对社会上反响颇为强烈的托儿所高收费问题，前不久，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态，“教育部非常关注”，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准备出台新的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暂行办法。
对此，社会学者、专栏作家张贵峰认为，政府应该强化对幼儿园教育日常运行的监管责任，如出现高收费乱收费之类的行为，不仅当事的幼儿园，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职能部门同样必须被追究责任。“同时也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间接扶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扩大幼儿园教育供给的责任，比如财税等公共政策上的减免优惠措施。”
过去，有关部门每年都要专门下发《通知》，强调教育收费标准不得提高，但已经尝到“赞助费”等甜头的各利益相关者，肯定是很难主动回头。而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庞丽娟教授几次在提案中都主张制定《学前教育法》，“这样才能确保学前教育事业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