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刀“毒瘤”
尽管种种充分鲜活的权威数据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医疗改革方面的决心和取得的进展，但由于不同群体在医改中的获益程度不同，还是有很多患者抱怨医院“一号难求”、看病的医药费“还是太贵”。
这个长期困扰百姓的民生问题，往往是由于许多医院都需要依靠开药提成和各种检查创收与维护医院运营，也就是所谓“以药补医”、“以药养医”，这不仅导致病人被开出他们并不需要的药品，绷紧了医患关系，更促成医院、药厂、药品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成为中国医药市场的“毒瘤”，使政府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淡化，引发大处方、滥用抗生素、过度治疗、不合理检查等行为。
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公立医院就开始执行国家制定的“药品加成”特殊政策，即医疗机构可以对进院西药在核定进价基础上加成15%、中药加成25%卖给病人。在公立医院无法获得国家财政充足资金保障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加成率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被突破至40%，甚至超过60%。
“长期以来实行的‘以药补医’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演变成了逐利机制。”孙志刚主任说，经过3年的攻难克坚、强力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从无到有，初步建立。
这一制度意在通过对制药行业和公立医院两大领域的改革来降低医疗费用，并由此建立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的机制。它最初实施的是一种基本药物目录的体系，划出307种用于治疗常见病的关键药，价格固定，开药方时不能提成，让所有病人都可以买到、买得起。各省又结合实际，平均增补了210种。这517种药物都必须按照新的招标采购办法执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一个装技术标，另一装商务标，以最大程度降低药品价格、增加招标透明度）、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等6个步骤。基本药物价格比制度实施前平均降幅30%左右。
很显然，这些做法必然会触及与医疗体系紧密相关的几个既得利益团体——诸多医药制造商、经销商及依赖这些企业上缴税收的地方政府。
“医改涉及着对现有体制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多个层面的利益格局要梳理清晰，从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同时，稍有不慎，又可能会影响整个改革的进程和成效。”一位不愿让媒体披露姓名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从启动医改之日起，自己就是“在鸡蛋上跳舞”：舞跳不好，公众不满意，可踩破蛋壳，医院、医生、药厂、药商难以接受，整个医疗体系又要出问题，公众同样会受损失。
2011年11月14日和2012年2月16日，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难点问题将集中显现，体制性矛盾将集中暴露，工作难度还会加大。”
去年2月22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求，到2015年，要实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性改革目标，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最终破除“以药养医”。今年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
“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孙志刚主任指出，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的方式、运营的核心机制都正在发生变化，这必然会涉及药品的供应流通的改革。“公立医院就是要破除逐利机制。”
目前，基本药物在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使得基层医疗卫生部门不能靠卖药赚钱，一下切掉了“以药补医”的链条。“切断这个利益链以后，乡镇卫生院若要想运行，必须进行综合改革，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才能够使得基本药物制度落实。”孙主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