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医改
“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是决心大于信心，勇气多于底气……”去年4月17日上午，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一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便首先回忆起2009年4月在同一会议室召开的医改启动会。
此前的2008年，他开始担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使命是推行一项有史以来让最多人受益的福利计划，同时面临的也是一道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同年10月14日，医改征求意见稿全文向社会公布。此后1个月内，收到各界约3.6万条意见和建议。相关的工作小组还通过各种方式征求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的意见。
“医疗改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绝非一项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中国卫生部长陈竺说，中国政府一直将人民的健康问题置于首位。
从2009年起的3年里，中共中央共颁布医改文件14个，主要部门共出台重要配套文件50多个，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医改政策体系。各地大胆探索，不断取得突破，被看作“世界性难题”的医改在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取得了明显进展，基本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支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医保伞，还使之越来越结实，被国际社会惊叹为“奇迹”。“尽管各国的卫生体系都在变革，但是中国医改的步伐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Michael O’Leary）表示。去年3月，国际上最长寿（创刊于1823年）、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性质的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就中国医改所发表的社论指出：“中国医改的进程、解决方案以及教训，将会对围绕医改所进行的争论、辩论提供范例，最终将提升全球卫生保健的成果。”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现在就是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今年1月5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对与会人员说，激发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普遍受到实惠，“过去3年多的医改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从最需要医疗帮助的广大人民群众着眼，去推进改革。”
此次医改前，公众对就医难、看病贵与医务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在地区、人群和城乡之间逐渐增加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卫生资源不公平性等一系列问题非常不满。中国领导人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成因深入分析之后，开始重塑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角色，或者说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上的责任，尤其是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促进公平性的提升，这既与国家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相一致，也标志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由过去20多年单纯依靠市场到如今主要由政府投入的一个重要转变。在改革的第一个3年阶段（2009至2011年底），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投入比以前大大提高，累计支出15166亿元人民币，与2008年同口径支出基数相比，3年新增投入12409亿元，比既定的8500亿元增加了3909亿元。而2011年中国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34.77%，为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为有效监测改革进展并为顺利“跑到终点”奠定基础，中央政府还对每一级政府都设定了要达到的医改目标，大部分目标是基于投入提出的。
这并非单纯的一项医疗或医药的改革，而是涵盖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5大方面的系统化梳理与改变（5项改革重点任务）。而优先选取的改革领域和策略的提出，是基于其改革所面临的环境的考虑。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孙志刚解释说，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薄弱，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这些就决定了我们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趟出适合自身的改革路子。”
“出于上述考虑，此次医改提出了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强调从保基本起步，优先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等的需求；从强基层入手，健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从建机制着眼，为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沿着这条道路探索下去，医改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孙主任表示，选择从基本入手、从基层做起进行改革，是探索破解世界难题中国式解决办法的基本路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多次参与医改实施方案制定和修改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看来，“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指向了中国医疗体系的最短板块，提炼出了推进中国新医改的切入点，概括了其最核心内容。
“保基本旨在建立一种社会互助和疾病风险分担机制，减轻个人及家庭看病的负担。而‘看病难’则主要是指到大医院看名医、专家难。老百姓干嘛一定要半夜排队挂号挤到大医院去呢？还是担心基层医疗水平不高，怕误诊误治。所以，近3年多的医改把‘强基层’放在了第二的位置上。”曾院士说，中央政府投入很多钱建设基层医疗机构，包括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不仅硬件有了大幅改善，还对几十万的乡村医生挨个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也改善了他们的待遇。
中国提高和改善医疗资源配置的长期策略主要包括在基本医疗服务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供应体系，分别在城镇和农村设立社区卫生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目前全国有5万多家政府办的这样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直接面向广大百姓，提供公共资金支持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员最终将成为“把关人”，治病或转诊。
2011年，中国从国家层面大规模推行“全科医师制度”。按照国务院《指导意见》的说法，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这就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基层医师队伍的结构和素质，彻底改变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就医模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水平全科医师。”曾益新院士说，“要真地把读了5年本科又加3年全科培训的医生吸引到基层执业，的确需要有特殊的政策才行。”
“应该说，‘建机制’也是针对大医院的，就是要把大医院管好，提供好的服务，确保好的医疗质量，还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曾院士认为。近些年，中国一些大医院乱收费、收红包回扣、不规范行医等问题屡见报端，与此同时，卫生行政部门也不遗余力地针对这些现象进行整顿，“很多一点一滴的‘改良’其实也是在‘建机制’。如果说‘强基层’是夯实底部，‘建机制’就是着眼于让顶部强硬起来，两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医疗系统才能有切实的改观。”
3年来，来自基层的创新和探索层出不穷，新模式常常被以其所在地区命名。“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这几年我们就像穿着红舞鞋飞速旋转。”北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晓芳感慨道。
而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眼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路径探索，是这一轮医改在制度设计上的显著特色，正是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医改注入了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