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极端天气的频频出现，使曾经长年的历史纪录不时被轻而易举地“突破”，让“规律”没了踪影，原本的小概率变为“常态。依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的说法，中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变化的表现是：首先，夏季高温热浪增多，特别是1998年以后，35℃以上的高温日数连续显著高于常年平均；其次，区域性干旱加剧，发生之频繁、范围之广、损失之大，是1886年以来最严重的；第三，强降水增多，最近20年是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长江和淮河流域洪水灾害高发期。
“地域很大，气候和生态环境类型很多，非常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受害国，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很大。”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林而达研究员表示，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词组，更关乎国家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和每个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会让农作物生育期缩短，产量下降；“暖冬”致使很多农作物在初春时节提前发育，抗寒能力下降；很多南方的病虫开始在北方“成长”。
丹麦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林研究员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教授等几位中国“气候智囊团”专家就气候变化问题与来自欧盟、美国的学界专家进行了一场对话，展示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数据和研究成果。
这一“智囊团”——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是2007年年初成立的，汇集了12 位权威专家。“我们的工作就是将科技界各方面的专家联合起来，把大家的智慧吸收进来，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智囊团”主任委员孙鸿烈院士表示。
林而达与何建坤还出席了由中国代表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根据我们的预测，在全球温度升高2—3℃的情况下，中国将发生2—4℃的升温，其中北方的升温大于南方。”林而达在会上指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使农业生产受灾风险加大，也让农业结构、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和农业气象灾害发生规律产生了变化。“根据综合测算的结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可能减少5—10%。如果没有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到2050年以后，粮食产量更将下降13—24%。”
“好在中国许多部门与地方显现出积极的应对态度，纷纷成立了领导小组，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规划当中，并开始有针对性的行动。”林研究员同时认为，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效率进行研究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够让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更好地协调。
近20年间，林而达与他的团队，走遍了全中国，对动、植物活动进行监测采样，搜集了大量资料，建立起“区域气候模式”和“农作物影响模式”两个气象模拟数字模型，可预测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他还让一片麦地“提前”走入2050年——在地里通上管道，使二氧化碳浓度相当于2050年的浓度，“这里不是温室，也不是大棚，小麦是在自然状况下生长的，我们想测试出这种环境下小麦的反应，它关系到40年后的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最近，科技人员还要改善这块地的模拟环境，让其温度提高0.7或0.8℃，也相当于2050年的数值，“看小麦大豆它们的综合反应是什么。”
2007年10月12日，“诺贝尔和平奖”青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而当天，林而达也收到了国内外大量贺信。因为他是IPCC第2工作组的主要作者，连续18年承担了该委员会十几个评价报告的编写和评审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专家组评审工作。前年IPCC公布的第4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也是由他主笔。
“不管是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都需要国际合作。”林而达说，一些国际组织也加强了对中国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支持。据他了解，联合国的9个机构通过和中国一些主管部门的合作，在中国很多省市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项目；世界银行在加强黄淮海地区灌溉能力的项目当中，增加了新的投资，使适应气候变化从一般的科技评估进入到增加投资实际操作的地步。“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技术、经济能力都还有限，如果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的帮助，更有助于世界应对气候变化。”
在哥本哈根，中国带去了包括农业等6个行业42项技术的清单，希望与发达国家谈判技术转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