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听到沙老去世的消息，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周明伟：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春节去看望他时，虽然觉得消瘦了许多，但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他也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他和协和医院的医生们都很熟，那里的医生护士也很喜欢这个老头，如果他愿意在医院接受护理，还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但他还是不喜欢去医院，多次说希望能安静地走，不愿意浪费医疗资源，不想麻烦别人。
人民画报：您第一次见到沙老是什么时候？当时印象如何？
周明伟：第一次见面是2004年12月，他89岁生日前，我去他家里拜访。印象中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很善交谈。我以为说英文能让他感觉亲切一些，就试图和他说英文，结果他用中文回答我。后来我也改说中文了。
他是个很可爱的老头儿，直言快语，有什么看不惯就直接说出来。他住什刹海附近，我说这里地段很好，他则说酒吧太多,环境越来越嘈杂了。那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区域，他希望老北京的风貌能够保持下来。后来沙博理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撰写提案，多次建议整改周围环境。如今，什刹海地区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相信这与包括沙博理在内的很多知名人士的持续关注有很大关系。表面看，沙老是“发牢骚”，实际上他是在以一个中国人的火热情怀关注问题，他认为北京是最好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比不上。
人民画报：印象中，他家里是什么样的？
周明伟：他家里非常简单。认识他这十年中，似乎除了电视机和电脑这两样东西换了之外，其他没什么变化，没添过新家具。早些年冬天去家里，感觉各个房间的温度都不一样。后来得知，他还在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安装的锅炉取暖，不仅管道陈旧，屋后还放着十几个柴油桶。后来经过全国政协领导亲自上门关心督办才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他生活俭朴，对个人生活需求很少，总说生活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不愿提过多要求。这样一位资深的老专家，从没有配过专车，直到七十来岁，出门有时还是乘公交或骑自行车。
他女儿沙亚美也很朴实，从没听她说过炫耀的话。如果不知道她爸爸是沙博理，会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这与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沙博理先后在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文学》和《人民画报》英文版从事翻译和审稿工作，著作等身、成绩斐然。他在漫长的翻译工作中了解到中国的恢宏与复杂，“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合著，1949）由美国自由图书俱乐部出版，因为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出现在美国的红色中国小说而享有盛名；《春》（巴金著，1938）、《春蚕》（茅盾著，1932）等译作也为外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沙博理喜欢《水浒》，觉得内容和文字都好，“文革”期间，他一边盼着混乱结束，一边翻译小说，常说“幸好是宋江救了我”。
人民画报：他有没有提起过，到中国这些年，最喜欢什么？
周明伟：我问过他，他毫不犹豫地说是武侠小说。这不仅是他对于不同人生和社会形态的爱好，也不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世界各类武侠故事中，中国的武侠故事是描写最漂亮、最引人入胜的，更因为这是他了解中国、投身于中国的“渠道”。
解放战争期间，因为白色恐怖，他和凤子被限制活动，他读了不少中文书，包括描写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新儿女英雄传》。那本小说文字浅显，但故事生动，充满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很合他的胃口，是他心目中典型的武侠和武侠精神。他翻译出来后，1950年在纽约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在美国出版、介绍红色中国的图书。最初翻译时，他并无太多用意，更没意识到这部作品会成为他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最终成就了他大半生的事业。
人民画报：他有没有和您聊过《水浒》？
周明伟：文革期间，凤子被下放隔离。沙博理为了躲避政治困扰，在家闷头看书，倾全部心血翻译《水浒》。定书名时，他最初想用“Heroes of the Marsh”，但当时正值“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时候，领导不同意用“hero”这个字，后来便改成“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直译是“无法无天的人”，沙老暗中得意，因为实际这比“hero”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
《水浒》早有英译本，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赛珍珠版。但国际翻译界和文学界普遍认为沙译本最完整，水准最高，文字漂亮，流畅简洁，完全符合原作风格。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对外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后人很难超越。
沙老和我说，他觉得字对字翻译并不难，难的是搞清文字背后的内容，这才最伤脑筋、最费功夫。提到《水浒》，他说必须了解每个人穿戴什么服饰，用什么腔调讲话，拿什么兵器和为什么拿这种兵器，弄懂了才翻译得清楚。深刻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他说出了翻译功夫的真谛。
人民画报：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他？
周明伟：他自己有过很多解读，他认为首先是受凤子的影响。此外，他很喜欢方块字。在他看来，汉字虽然难写，但有趣，有魅力，每个字背后都有文化，是拼音字或其他任何语言的文字不可比拟的。他曾说，“望文生义”在你们看来是贬义词，在我看是褒义词。因为文是由字组成的，望字就能“生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方块字一样，刚毅，优美，富有魅力，背后有故事。方块字是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出发点，中国文化也因此深具魅力和吸引力。
沙博理喜欢打太极拳，打得有模有样，不仅是为了健身，他觉得这也是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他家窗户原来不大，前几年维修时，我提议换成大玻璃框窗。后来见到我，他总说窗户换得好，“进来这么多阳光，这样我就可以在屋里打太极拳了。”
凤子是沙博理到中国后拜会的第一个朋友。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热衷戏剧，认识沙博理时正在一本左翼杂志做编辑。这个熟悉西方文化并曾以新闻记者身份独自旅行的“勇敢”姑娘深深吸引了沙博理。1948年5月，二人结婚，随后辗转来到北平。风雨相伴多年，这对中美合璧的夫妇相知甚深，在沙博理眼中，“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而在凤子看来，沙博理“特别对中国的一切，似是好奇，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
人民画报：去看望沙老时，他会提起凤子吗？
周明伟：其实我很好奇，异国婚姻能达到多么深刻的依恋程度？每个人内心是不是都会保有本土文化的一些禁区？我们偶尔会聊起凤子。能感觉到沙老对凤子是发自内心的爱，有很重的依存感。他讲过几件事。比如抗美援朝时，那是两个人都没经历过的战场。凤子参加中央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沙博理一直担心，“她去一个美国佬发动战争的地方，回来后会怎么看我这个美国佬？”凤子回来，他去火车站接她，就总觉得凤子看他的眼光变了，“花了很长时间才不讨厌我这个美国人。”
我问他，凤子英文怎么样？他调侃说，“有朋友说，我说的中文世界上什么人都能听得懂，凤子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但其实她是我的老师。”沙老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也值得敬仰。他对凤子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家和妻子的理解，很值得我们品味。
最近几年，由于年龄关系，沙博理很少外出。他喜欢每天在自家的庭院里喂喂野猫，侍弄花草。两片烤面包，夹几片培根和生菜叶，再加一杯咖啡或几口啤酒，就是一顿午餐。外孙女郭馨在美国读了十年书，在她眼中，沙博理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公，“我从来没觉得外公是个外国人，他就是一个慈爱的外公。”
人民画报：这些年每次见到沙老，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周明伟：2012年为沙老过生日时，他依然幽默风趣，谈笑风生，说话思路敏捷，但已经流露出对身体变化的焦虑。他这么一个天天关心天下大事的人，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耳朵也不好使，说话得很大声。
后来我们安排社里的年轻人去和他聊天，给他读读书报。我曾给他买过一个名牌助听器，但他没用，说这个“高级”的费电，而且太敏感，戴上后听到杂音太多，所以还一直用一个挂着线的老式助听器。
人民画报：有媒体曾报道沙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洋派的，您有这种感觉吗？
周明伟：他有时还是想吃西餐。2008年生日前，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牛排。后来我们带他去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牛排店，但并不合胃口。当时他很客气，说吃不了我带回去。后来告诉我，“那不是记忆中的牛排”。这件事我至今心存愧疚。之后他总说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再没上饭店吃过饭，每次聚餐都是带些做好的菜去他家。
我看过他的冰箱，里面放着面包夹煎鸡蛋的三明治。我想送他一个咖啡机，他说以前喜欢自己煮，但毕竟清洗很麻烦，现在已经习惯喝速溶咖啡了，最常喝雀巢GOLD咖啡，香一些。我去的时候，没见过家里有帮佣，自己能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做。
这几年沙老逐渐活动不便，生日就都在家里过。问到想吃什么，答案总是烧饼、油条，这些小街小巷的吃食就好。我们每次都准备一些家常菜和蛋糕。他常说，又给我准备了“这些很高级的菜啦”。我们也带很多年轻人过去，一起吃蛋糕，他很开心。这些场景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很怀念。
本来打算今年国庆去看他，结果忙忙碌碌没去成。这也是我一个深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