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向社会公布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改革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接受了《北京周报》记者唐元恺的专访，就数据所反映的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发表了看法。
《北京周报》：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现有人口13.39亿。这个数字背后，反映了我们国家人口怎样的形势与生育状况？
穆光宗教授：人口总量只是问题的面相。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都在结构上。我们要看到13.39亿人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
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国总人口数量增加不多，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就开始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于今更甚。中国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低生育、低增长发展阶段。已经出现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低于两个的“低生育文化”，这一巨大的文化力量将继续迫使人口生育率走低。“独子高龄化”成为十分独特的中国现象，也意味着十分巨大的结构挑战。
《北京周报》：您曾经表示，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您是否认为，人口政策应该可以做出某些调整？
穆光宗教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属于低生育、低增长类型。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这种趋势。过去10年里人口的低速增长既有计划生育政策约束和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随着生育高抚养成本时代的到来，“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甚至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的阶段。
人口的多少是相对于很多条件而言的不确定性问题，中国不存在所谓绝对过剩人口问题。
从数据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人是文化的生物，重男轻女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中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甚至在现实生活中，重男轻女在某些领域有被强化的趋势。例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相应地强化了对性别的选择，一些单位在选择新员工的时候有性别上的偏好，等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好的做法是将现行人口生育政策置于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城乡统开、鼓励二胎就是符合人民意愿、人口规律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抉择。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高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是一个亟待建立的社会共识。
根据此次调查，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人口生育率不仅继续稳定在较低水平，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从数据来看，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是“超低型”，就是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甚至1.3。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陷阱”，但被人口总量所迷惑，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人口问题的悄悄转型——就是从数量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单一型人口问题转向复合型人口问题。
生育率过低所隐伏的风险和代价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这是最令人遗憾的地方。独子高龄化是中国独有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下，这一趋势继续被强化，在某种意义上，养老问题实质上是计生问题的折射。国家需要认真考虑“适度生育”战略，尽快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努力控制、预防和减少人口发展的风险和代价，为国家和家庭造福。
《北京周报》：中国老龄化正在加快，您觉得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穆光宗教授：未富先老”是刻画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判断，但不完整。2007年，我提出“边富边老”的主张，建议重视和促进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2009年，我又提出“未备先老”，的观点。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而后悔！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强制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出现的，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我国必须早日统筹生育问题和老龄化的解决，鼓励二胎的适度生育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北京周报》：此次人口普查登记出来的流动人口是2.2亿，这么多人口在流动，这意味着什么？需要注意怎样的问题？
穆光宗教授：人口流动规模和半径的扩大说明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活力的社会动力机制日趋强大，也折射出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在理性、自由的流动中，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优化组合。市场经济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提出了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