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您觉得中国科学家应该向德国同行们学习些什么?德国同行又能从中国科学家身上学到那些?
格哈德·伯纳:中德科学家是很不一样的,尽管有些领域我们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双方都应该互相学习｡中国科学家们要学习的是,更多地投入到实验性研究当中去,比如在天文学领域诸如研究工具或者说望远镜的设计等｡我们对理论研究有很严格的评价体系,以便研究成果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而中国还缺乏相应的对于实验性工作的高质量的评价体系｡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国际合作｡
德国科学家们各自情况不一样,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中国科学家身上学习｡对于我来说,30年是我人生岁月的一半光景｡在中国的生活和感受,与中国同仁的交往和友谊,不仅在让我在科学事业上收获颇丰,而且对这个国家不断加深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业间接塑造了我的人格,这种了解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而是以另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参与其中｡
《北京周报》:中国古代在天文学领域曾经取得很多成就,您对中国古代哪些天文学研究成就印象最深?
格哈德·伯纳: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可惜已经过世,那就是李启斌,北京天文台多年的台长,和他一起我了结到一些古代中国天文学的成就,现在有一本非常厚的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合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古代对一些天文事件的精确记录,比如太阳黑子活动,中国有近2000年不间断的精确记录,还有80年出现一次的哈雷彗星,从公元前500年到现在,每次出现都被中国天文学家观察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天文现象都在中国古籍中记录在案｡这些古代的研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曾经把这些研究同那些用现代科技手段所观测到的结果相比较,发现很多用卫星观察到的超新星很可能来自中国古代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某次恒星爆炸,人们可以根据天体坐标将之同中国古代文献的纪录作比较,这让我非常着迷｡
《北京周报》: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像天文学这类与经济生活没有直接的专业属于冷门专业,很多人并不愿意学习天文学,担心找不到工作或赚得太少｡您怎么看?
格哈德·伯纳:肯定会有些专业不那么热门,或有人认为对职业发展用处不大｡其实他们不知道学习天文学的一些好处,尽管天文学很难得到实际应用,据我所知,在德国,很多年轻人学习天文学以后在工业领域都找到很好的工作,因为他们擅长计算机,有些也很擅长各种模型的建立,因此经常被银行或金融机构所聘用｡天文学尽管并不能直接获得应用,但是如果谁真正有兴趣,也是会坚持把天文学学下来的｡
《北京周报》: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格哈德·伯纳:我的印象是,过去几十年,据我所见天文学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资助和扶持｡中国的科学家待遇很好,我的感觉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更好,因此我也不想在此自不量力地提出什么意见｡无论是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还是自己实施项目,中国都不会出现经费短缺的现象,这是非常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