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
2009年6月29日，是悼念“汶川地震”死难者活动《天国书信四十九札》展举办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书法家朱永灵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按照原定的计划，悄悄来到了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在正对映秀镇地震废墟的祭台上，他们放下了七个满载着“天国的书信”灰烬的坛子，向一年前在地震中不幸逝去的亡灵送去这份沉甸甸的哀思。事后，书法家朱永灵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北京周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是什么使您和几位朋友萌发了策划组织《天国书信四十九札》展这样一个活动的念头？
李军：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们感觉中国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在了四川汶川。当时，我们和四川的亲友都无法用电话联系上，只好上网去搜寻关于地震的信息。我们发现了“同怀网”上网友发布的成千上万条祝福语。这个网站本是一个提供网上纪念的网站，地震后由网友自发建立了“汶川地震纪念馆”，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纷纷留言纪念遇难者，他们真挚的情怀和朴实的语言深深打动了我们。
起初，我们也是和这些网友一样，在网上留言，为死难者寄语和祝福。当时每天看着遇难者的数字在不断上涨，我们看着都有一种揪心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想到，为什么不可以把网上的这些留言抄录下来，把虚拟的东西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呢？因此我们就有了个初步的行动计划，中国古代有停灵七七四十九天的习俗，在这四十九天里将留言抄录下来，焚化，让人们的祝福能够到达亡灵的身边，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生者的怀念和思念。
《北京周报》：朱永灵老师您在去年作为《天国书信四十九札》展的抄录执行人，连续抄录了42天。您当时心里有什么感触。而时隔一年，您来到映秀完成这个活动，心情是否有所不同？
朱永灵：在去年我抄录书信的时候，我的心情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用我擅长的方式，表达我对死难者的哀思。在这历时42天的抄录中，要说心里没有一点点烦躁，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虽然生理上感觉十分疲惫，但我不得不被网民的这些语言所打动。他们的留言非常精彩，其中有孩子写给父母亲的，有妻子写给丈夫的，表达的感情都十分真挚。
去年的这个时候，震区完全是一片废墟，而今天，我们来到映秀，虽然地震所留下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园已经开始了新生。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小林浩的外婆家，在这一年里，老人家又添了一个孙女，一个曾孙子。对于映秀人来说，新的生活又开始了，人类的繁衍和延续生生不息。
《北京周报》：这次二位护送这些祭坛来到映秀，虽然没有能够实现将它们埋葬在这里的心愿，但是在您看来，这次活动是否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还是在今后会有更多的后续活动？
李军：汶川地震一年后，我们护送这些坛子来到汶川映秀，实际上一个还愿之旅。书信的灰烬放在祭坛之中，本身就是一个废墟的形式，这和映秀镇至今保留的地震废墟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而对于我们来说，从抄录书信，到气球放飞，到焚化装坛，到运送到汶川映秀祭奠，算是一次完整的活动。我们希望，在汶川地震周年祭的时候，我们能给这些在天国的亡灵带来快乐和安宁。
生活终究是要延续的，古诗有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是汶川地震对于这里的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也好，还是我们的活动也好，在此都打一个结，能够把这些悲伤的事情放下，重新面对新的生活。
《北京周报》：距离汶川地震已经一周年了，您觉得对于灾区所举行的各种祭奠活动也好，灾后重建措施也好，对于经历过地震的幸存者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军：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于幸存者来说都非常重要，但是肯定是要由不同的人来做。祭奠亡灵、抚平幸存者心灵的创伤，实际上也是我们此次活动的目的之一。这次我们来到映秀完成祭奠活动的最后一步，得到了当地的村民主动的协助。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我能感受到，我们所带来的祝福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尽量不要再打扰他们宁静的生活了，对于他们，提起那些悲伤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应该忘却的事情就应该去忘掉。
当然，灾后重建对他们来说也是最迫切，最实质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很多人依然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我们重建措施并没有完全到位，无论是捐款捐物，还是国家支持的地方重建，都是需要继续下去的。
《北京周报》：《天国书信四十九札》展活动中所蕴含的“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完全可以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承担应有的社会功能”这种理念，以及“7周抄写的书法最后让所有艰辛努力都付之一炬的‘焚烧’行为”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您觉得是否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或者说你是否希望大多数人能了解这项活动的内在意义。业界人士对这项活动有什么看法？
李军：我们的活动和做法，是不是能够引起社会的反响和轰动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面去，让石头能够落地，是我们的目的，至于这块石头能够激起多少涟漪，其实不是扔这块石头本身的目的。我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把全国上百万人的留言精选一部分，把它传递到天国去。我们在其中是扮演的一个邮递员的角色，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信送到。
事实上，针对这个活动，我们不仅不着意去追求其社会影响，反而尽量避免其媒体化，社会化，避免我们这个活动给当地的幸存者们带来悲伤的回忆，触动他们内心的伤痛。
《北京周报》：组织策划并且经历“天国书信”活动这么一个人生经历，对于今后的艺术创作和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影响，有没有一些已经开始构思的未来计划。
朱永灵：我相信对于汶川地震死难者的祭奠，将会延续很多很多年，祭祀活动甚至会上升到国家的角度。就我们而言，虽然我们抄录的作品都已经焚化了，但是我们已经将这些作品按照1：1的比例全部用相机拍照留档，在合适的时机将其整理成册再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