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启程赴欧洲四国,此行被称为是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份欧洲“信心之旅”的延续。
25日,这个由近200名中国企业经理人组成的采购团在抵达德国柏林之后,与德国企业签订了一批采购合同或合作协议,总金额超过一百亿美元。随后,该采购团到访瑞士,与瑞士ABB公司、豪瑞公司等签署了一批采购和合作意向,金额达三亿多美元。此次在到访德国与瑞士之后还将在西班牙和英国开展一系列贸易投资研讨、洽谈和采购活动。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派出如此规模的采购团赴欧进行大金额采购,自宣布之初就引起全球关注。就此,《北京周报》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问题副研究员刘建生。
《北京周报》:按照温总理访欧时的承诺,中国于2月24日派出了规模庞大的欧洲采购团。在您看来,中国此时在欧洲签下大笔订单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建生: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欧洲经济出现了巨幅下滑,报告显示,欧元区16国2月份的经济景气指数降至65.4,为198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欧洲经济这样持续下滑,其后果难以预料。根据历史经验,贸易保护主义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有抬头的趋势。中国此次派出采购团目的是增强欧洲--这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的信心,让其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反对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
《北京周报》:中欧之间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但双方贸易也长期存在不平衡。此次采购是否也可以理解成中国为减少中欧贸易不平衡所释放的诚意?
刘建生:我认为,中欧贸易之间所出现的“不平衡”是由于全球化的分工不同造成的,其责任并不在于中国。当然,中国此次派出采购团赴欧大规模采购将有利于中欧双方贸易进一步健康、平衡地发展。如果理解成为“为了减少不平衡所释放出的诚意”,在我看来是差强人意的。而且,此次采购团赴欧进行的不仅仅是采购,还有贸易研讨、投资和洽谈等各种活动。人们不能把它看做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定额买卖:去哪个国家,签下多大金额的订单等等。其更重要的意义是中欧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探讨如何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当然,在经济危机之后,中欧双方都面临着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鉴于此,我认为中欧在经济方面的互补性不止会加强,中欧可能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北京周报》:经济危机背景下,对于这次采购,欧洲国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是否会放宽?
刘建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我想除了军事领域之外,欧洲对华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会有所放松和扩大--这对于中国也是一个机会。但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欧盟各个成员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因此,对于一些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虽然已经有些突破,但是估计其放宽的范围和尺度也不会太大。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科技敏感产品的出口,欧洲依然还会严格控制。
《北京周报》:温家宝在访欧时曾表示,必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各国携手来应对危机。但是在欧盟内部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贸易保护措施能帮助一个国家度过经济危机吗?
刘建生:从历史看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往往出现在经济危机之后,可见其是经济危机之后,各国自我保护的第一反应。但是,这种行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都是无助于各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比如说, 1929年美国陷入大萧条之后,国会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经过当时的总统胡佛批准,美国政府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这一错误决定引发了全球陷入贸易战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的长期萧条。从1929年到1932年,全球贸易总额从360亿美元锐减到120亿美元,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约52亿美元骤降到12亿美元。
当一个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相应的惩罚举措就会接踵而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性报复行为,这不仅会让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而且也使有关国家蒙受损失。中国一向主张开展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国相互之间的磋商中,解决贸易争端,而不是通过“贸易战”来解决问题。
《北京周报》:有人认为,中国是在利用自己庞大的外汇储备,借采购搞外交,比如法国这次就被中国采购代表团排除在外。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刘建生:外交是为经济服务的,把这次采购看做成为一种外交手段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我认为不能将其称作为一次“经济外交”: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来搞政治外交。在原则问题上,中国不会用钱来换取政治上的核心利益,这也不是中国外交的风格。至于法国这次被排除在外,我想,这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其政治态度所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