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游先生（Térence Billeter）是瑞士驻华使馆文化与新闻处主任，通晓四种语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成为瑞士的“奥林匹克官员”。对于这位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中国人的瑞士外交官来说， 在中国的工作使他感觉如鱼得水。
《北京周报》：您曾经求学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并获得哲学和汉学硕士学位。是不是由于您的父亲是瑞士汉学家，您在大学期间才选择了和他一样的专业？
崔游：我的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华留学的瑞士人。从1963年到1966年，他在北京学习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我的经历和他稍有不同。我个人的兴趣主要在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这种兴趣主要来源于我父母的双重影响。我的母亲是北京人。虽然我无法否认家庭环境对我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有些兴趣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特别是国际关系和外交。
我的经历可能有些复杂。最开始我学的是哲学和中文，然后是国际关系和外交。 最后我在巴黎政治研究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当我在日内瓦大学学习期间，我的父母还在该校任教，我也曾上过他们的课。我和他们经常用法语或者中文交流，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过他们从来不强迫我从事和他们一样的职业。我的母亲曾希望我能学医，而我的父亲则给我更多的自主权。 因此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
《北京周报》：瑞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在瑞士有许多著名的汉学家ºÍ汉学研究中心。 为什么瑞士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这么感兴趣呢？
崔游：瑞士确实有汉学研究的传统。瑞士有两所大学的汉学研究比较著名，一个是位于法语区的日内瓦大学，一个是位于德语区的苏黎世大学。瑞士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从十七世纪就开始了。第一批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士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瑞士是个小国，因此瑞士非常重视外面的世界，不论远近。正是这些原因使瑞士的汉学研究比较发达。应该指出的是，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瑞士人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瑞士人到中国留学或者从事学术交流活动，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
《北京周报》：瑞士在技术创新、设计能力和精密仪器制造方面誉满全球。它还是少数几个对华贸易保持顺差的国家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呢？
崔游：由于瑞士国土面积狭小，原材料匮乏，无法自给自足，因此我们必须从事对外贸易，发扬创新精神。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专业化，比如机床、手表和药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瑞两国的经贸关系具有互补性。中国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非常喜欢进口瑞士生产的高档商品；而瑞士则从中国进口它所需要的但它已经不再生产的东西。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瑞士能保持对华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北京周报》：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人们不但能在赛场上一睹瑞士代表团的风采，还能在瑞士之屋领略瑞士的文化风情。我记得到瑞士之屋参观的人简直是人山人海。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瑞士是否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形象呢？
崔游：近几年，中国成为瑞士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瑞士在中国加强了其形象宣传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在中国举办的两大国际盛事，对于瑞士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瑞士之屋位于大山子地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公众开放，在三个星期内吸引了12万名游客。通过瑞士之屋，我们向中国公众介绍了瑞士的多样性，树立了瑞士的形象，并且和中国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系。
至于上海世博会，它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瑞士馆将突出城乡互动的主题。展馆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主要展示瑞士如何处理城乡可持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环保和可持续建设。瑞士馆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吊椅索道，参观者可以乘吊椅欣赏瑞士馆屋顶草场和周围的景色。
城乡互动是瑞士的特色之一。瑞士的大城市并不多，农村人口密集。许多人居住在乡下，每天乘公交车到城里上班。瑞士的公路系统和公交系统非常发达，希望与中国分享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北京周报》：中瑞交流的历史已经有四百多年了。与其它国家相比，在中国的瑞士人数量并不算多，不过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数量很大，富有活力。您对此有何看法？
崔游：瑞士是个小国，有许多侨民与外国做生意并在国外居住。瑞士的人口有七百万，其中有50万人生活在国外。现在来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瑞士人也越来越多了，最近一次的统计是3000多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小国来说3000人已经很多了。来中国经商和学习的瑞士人对中瑞两国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人思想开放，见多识广，充满好奇心，富有创造精神。我一向认为一个国家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身上。
有些瑞士人由于无法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中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选择向国外发展。最著名的就是瑞士建筑设计师Herzog 和 de Meuro，鸟巢的设计者。这样宏伟的设计在瑞士是无法想象的， 但在中国就有可能实现。这又一次证明了中瑞两国之间的互补性。
《北京周报》：在21世纪人类要面对许多挑战，比如说环境保护和消灭传染病。您觉得中瑞两国在这两个方面是否大有作为呢？
崔游：瑞士在环保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工业化国家当中，瑞士的环境污染程度最低，河流非常清洁。近30年中，瑞士在环保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问题凸显出来。我们希望和中国在某些尖端领域开展合作，如电子垃圾的处理和水净化系统。在这方面有些合作项目已经上马，由瑞方投资。我们与中方保持定期的联系，希望能将合作继续下去。
在卫生和传染病防治方面，瑞士也具有自己的优势。中瑞两国在2005年已经签署了相关协议。 在这方面中瑞两国具有互补性：中国的中医非常发达，善于使用各种草药。中医中有许多东西对于完善瑞士的现代医药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中国的传统医药产业和瑞士的现代医药产业之间的交流是瑞方的优先选择。
《北京周报》：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您认为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那些变化？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对中国来说具有那些意义？
崔游：这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些变化大多数是积极的。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社会公正、环境和卫生等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 我坚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总是一件轻松的事。因此国际合作就非常重要，也许瑞士和其它国家在这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将面临许多挑战，不过这些挑战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比如环境问题和移民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来加以解决。 我希望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能够取得和过去30年中一样伟大的成就，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