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即将于12月7日拉开帷幕｡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备受世界关注的中美两国,相继于会议召开之前发布减排目标｡美国白宫11月25日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出席并在大会上宣布减排目标,到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2050年减排83%｡当天,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外交部声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本次大会｡
中美两国减排目标的提出能否推进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达成一致协议,中国的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就此,《北京周报》对著名环境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进行了专访｡
《北京周报》: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已经做出了减排的表态,能否说明哥本哈根大会达成一致协议前景较为开朗?
潘家华:中国和美国的表态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表态是未经国会授权的表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它的表态同国际社会的预期有很大的差别,它所承诺的两步目标即到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2050年减排83%,这是不衔接的,而且是相矛盾的｡另外,美国在资金技术方面并未做出承诺,因此尽管美国有所表态,但这种表态并不是出于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积极的推动,而是一种消极､被迫的附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按照“巴厘路线图”是不需要做出定量承诺的｡中国做出定量承诺超出国际预期｡另外,“巴厘路线图”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需要与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相挂钩,但中国做出单方面承诺,不讲任何条件｡中国做出的承诺相对于目前的发展阶段,甚者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幅度相当大,是对哥本哈根进程积极的推动,是负责任的表现｡
尽管各自表态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有总比没有强,至少表明中国和美国对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是关注的,都是愿意作出努力的｡但是,光靠这两种表态是不可能保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巴厘路线图"所需要的协定的｡首先,所有发达国家做出的承诺没有一个满足 “巴厘路线图”所希望的即发达国家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5%至40%的减排目标,而且所有发达国家都没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上做出相应承诺｡最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制定明确的减排时间表,如印度并未提出相应的减排目标｡如果缺乏这些内容,哥本哈根协定只能是政治性协议､框架协议,具体细节还待以后再谈｡但是,正因为中美的表态,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能促成这么一个政治协定,这也是一项成果,是一种成功｡
《北京周报》:中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有40%的资金投向了和节能减排有关的领域,最近也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您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有没有困难,关键在什么地方?
潘家华: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仍有相当的困难｡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二是能源结构调整,三是技术减排｡尽管中国多年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事实上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中国处于一种"结构钢性"的发展阶段,目前的产业机构属于钢性,不可调整,中国需要大量原材料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筑,需要大量机械设备､重化工,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无法完成｡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随随便便就把高科技发展起来或者成功建成一个"好莱坞"｡
从能源结构来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一直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但能源结构基本没变。目前煤炭占能源结构69%左右,石油占22%左右, 天然气2%,水电7%左右,核能1%。由于经济基础的制约,需要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更加依赖常规的化学能源｡如果依赖风能和太阳能,50年的现代化很可能需要200年来完成,因此如果风能和太阳能没有取得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将无法承担工业化的重任｡
从技术减排上分析,其实,认为中国技术落后､能源效率低是一种误解｡中国既有很低端但也有很高端的技术｡总体上,中国的技术比较先进,国外所有的技术中国都有,很多中国有的技术,国外并没有,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沼气等｡中国的能源效率在很多方面比国外高,如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才不到0.7吨,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而且新的建筑节能标准也很高,汽车的燃油效率也比美国高｡
因此,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是很高的目标,韩国在1970-1990年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和中国一样,单位GDP排放增加了2.6%,1990年至2007仅降低了14%｡中国尽管在1990年至2007年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单位GDP碳排放下降了49%,但并不代表今后也能实现｡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关闭了大量五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机组,今后技术节能的空间越来越小,十二五期间已经没有小火电机组可以关｡因此,这个目标实现起来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北京周报》:一些西方国家对进口产品征收环境税,对入境的客机也征收环境污染税｡这很容易导致以环保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您认为应如何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以环境气候为借口钻空子?
潘家华:这明显是一种打着“气候保护”的幌子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行为｡贸易保护主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国家可以从政治层面表明自己的决心,多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提高能源效率,搞炭标识,提高企业竞争力,对对付这种非关税壁垒是有帮助的｡
《北京周报》: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植树造林,提高非石油类能源的比例,促进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等｡但另一方面,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如何平衡这种矛盾呢?您支持为了节能减排而放弃一些个人生活上的享受吗?
潘家华:我去过欧洲的许多城市,除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外,欧洲许多城市的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很值得中国借鉴｡在欧洲大量行驶的是小排量汽车,中国大多数是大排量汽车；另外,欧洲的建筑也非常节能｡
我个人非常支持节能减排的生活方式,也并不认为自己开车是一种享受,但工作任务如此繁重,如果不开车,根本打不到车,浪费大量的时间在交通上,这也是由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背景资料:
潘家华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1993年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环境经济学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1997/98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资深项目官员和能源与环境顾问｡1998-2001,赴荷兰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技术综合评估报告的协调､组织､写作和统撰工作｡2001年10月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保护母亲河顾问团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化､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