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变迁的关键之年。
6年前的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肆掠美欧，并在全球掀起了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达尔文主义”洗劫时，惊慌失措的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白宫政客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保卫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随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79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量化宽松（QE）、债务上限谈判、“财政悬崖”乃至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回流、出口倍增计划，等等。所有这些，最终目的是要恢复美国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内伤严重的金融业，进而提振整体经济。而呼声越来越高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却由于美国的压制而长期处于停摆状态。
不过，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美国早已力量使用过度。享有太多机制化霸权红利的美元在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中的边际影响力正处于极为敏感的时间当口。而从全球霸权国家的生命周期来看，美国在统治国际经济体系长达70年之后，基于内生性衰退因素和全球经济竞争的外部挤压，正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全面衰退的轨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会否有一天被其他货币取代。连布热津斯基都在担心认为美国的霸权时代即将终结，未来美国的定位可能只是主要强国中的首要地位者。
而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应该彻底认清：在核心信息严重不对称以及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道德风险持续泛滥的今天，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能把金融玩得最彻底也是最无耻的。一如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而美国政府对美元债权人的口头承诺其实是一种国家级的“忽悠”。购买美国国债其实就是美国用一种做工精良的纸换回另一种同样做工精良的纸的游戏。早已力量使用过度的美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对美元的发行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也许还能凭借暂时的竞争优势维持一段时期的美元本位，从国际货币均衡的角度来看，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是大势所趋。美国可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改变趋势。国际金融格局不能长期处于个别大国独家垄断的失衡状态。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但更为可贵的是，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成长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责任感，并不断向外辐射正效应。
1945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的60%，全球经济总量的45%。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200亿美元，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5%。68年后的2013年，美国尽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8133吨的官方储备相当于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和瑞士的总和，折合成美元约为3400亿美元。不过美国很清楚，仅凭这点家当是很难确保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干货”越来越少。如今，美国经济已从70年前的占据世界45%的份额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而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93%，其中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54.6%。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
从国际政经秩序变迁史来看，一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参与国际治理的精英意识不断上升的上述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恐怕决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今年7月份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还是10月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乃至11月丝路基金的成立以及中国提出的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等等，正是这种逻辑安排的自然表达。
中国牵头成立上述多边合作平台，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尝试向国际社会提供独立于美国范式之外经济与金融公共产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因为在这个愈显不确定、“以邻为壑”泛滥的世界里，国际责任感尤为稀缺和珍贵。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亟待呈现给周边国家和世界的，不仅是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成长，更有新兴大国所独有的共生繁荣情怀与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国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适应经济新常态，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经济战略转型，早日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建立在依靠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驱动上；而中国由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不断推出惠及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不仅是国际责任感的应有展现，更是构建平等有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内生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