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1979年之前，当深圳还叫宝安县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农业县，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是广东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宝安只有三件宝，蚊子苍蝇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这首民谣是对当时落后、荒芜的深圳的真实写照。
而当时的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宝安县”：生产力发展迟缓，人民的温饱还未解决，科技教育落后……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也正如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上下同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卸下“计划”包袱，经济发展轻装疾进，势如破竹；十六届三中全会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驾驭全球化风浪高歌长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道路”。
如今，深圳早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国也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就像一根魔力棒，激活了古老的中国，让她焕发出蓬勃生机。
改革，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
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且新问题更复杂、更棘手，接下来的改革更紧迫、更关键。
35年改革一路闯关夺隘，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面临的问题也是严峻的：我们的钢铁、煤炭、水泥等原材料产量世界第一，却始终处于价值链的最末端，缺少“中国创造”；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成为奢侈的需求；人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在前进的道路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现有利益格局调整等等，成为改革难啃的“硬骨头”，绕不开的“险滩”。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那么现在，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两难情况越来越多。”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处在这样的时代节点、时间窗口，改革就成了中流击水、不进则退。那么，靠什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如何完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一系列重要指标，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怎么解决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答案只有一个：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上坡的路注定难走。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困难重重，但天下之事，“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层在多个场合表明改革攻坚的决心，“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今日之改革，与35年前的改革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所以我们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试验；而当下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于要走的路，要实现的目标，决策者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就不能再单纯的“摸石头”，更要提供“导航仪”，确保在趟深水、过险滩时不滑跌。顶层设计就是这样的“导航仪”。当改革打响攻坚战，就需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在系统谋划中扎实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法论。
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指出的：在这个时候，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要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有一个更高、更强的统筹协调机构，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组织保障。此次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为改革注入了强大推动力。
改革当然会有风险，但不改革会有更大的风险。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但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改革仍是我们唯一、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