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助推中国经济三十载的腾飞。2014年，中国踏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已经跃然出现在新一届领导人的改革蓝图上。
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很多；同时，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用工成本在上升，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全球层面，全球化的驱动力、经贸格局、产业竞合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需要中国从战略高度思考开放经济的新设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新一届领导人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构想，以基础设施和海上通道的“互联互通”为基础，探索深化与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使自身发展更多惠及周边，打造“命运共同体”。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对此，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
对于中国积极打造的基础设施联通、制度相通、人文互通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网络，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认为，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框架性规划。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指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规模更宏伟的“中国梦”战略的合理延伸。
在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方面，中国还在积极推动区域自由贸易谈判，2014年有望获得更多进展。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国际贸易格局相比，如今多边谈判机制运行受挫，而区域贸易合作势头正劲。
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都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英国《金融时报》将美国的这一经济新战略命名为“ABC”，即“中国除外”（Anyone But China）。该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新“少边主义”将增强西方对全球标准与规则制定的掌控。
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撰文表示：“如果我们在新规则制定中应对不力，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对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为适应这一新变化，中国多头出击，一方面，在双边和三边领域加快中韩、中澳、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东盟自贸区的平台，推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里奥斯认为，中国提出的是一种包围性战略，让其邻国分享中国崛起的成果，将自己的崛起变成整个亚洲的积极因素。
中国锐意改革的时机选择，与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深远变化的客观事实相契合。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伴随着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
面对种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体制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
正所谓，变则通，不变则壅。在全球化时代，国民经济内部结构性调整不仅要满足进一步解放国内生产力的需要，同时也要顺应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变化，通过深化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实现国家间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瑞安预测，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将是中国2014年的主要任务之一。他对中国在上海自贸区建设、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等方面的进展充满期待。
国家统计局报告说，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访问研究员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指出，中国继续管理好本国经济对世界十分重要，因为这将提振信心，向其他国家表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无可否认，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同时也将为创造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新机遇、新灵感、新思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