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至16日“战后德国记忆文化建构发展”国际专家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国内和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8个国家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集体认同与文化记忆及其对于德国内外政策的影响、记忆文化与德国外交政策走向及中德关系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据悉，2019年是德国的“超级纪念年”和“超级选举年”。《魏玛宪法》出台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德国《基本法》颁布70周年等诸多重要历史节点，全德各地举行的欧洲大选、东西部多地举行的地方选举，以及德国内部随着全球潮流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对德国的政治版图、内外政策和欧洲局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1月15日，与会学者参与专家对话环节。（主办方供图）

从历史反思中汲取教训

　　80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爆发，这场战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最终也导致了德国的再度分裂。德国海德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常务所长塞巴斯蒂安·哈尼施教授认为，德国是20世纪少数几个强烈影响国际社会发展历史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至今还在影响着国际政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历史不仅属于德国人，而且属于各国人民。 

　　结合德国目前极右翼势力复苏态势的发展现状，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顾俊礼在致辞中表示，对德国记忆文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德合作中心主任杨解朴回顾了欧洲联合过程中，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经历了修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与周边国家实现和解、实现经济复兴并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的历程。她指出，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席卷欧美国家的今天，记忆文化又将对德国的国家角色产生哪些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下的中德关系

　　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严峻且不明朗，中德两国作为联系紧密的伙伴关系，德国记忆文化建构经验对于中德关系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是与会专家学者讨论的重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崔洪建提出，在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今天，双方如何成为互信的伙伴已经成为极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他认为，构建互信不应止于密切的政治交往、人员往来和紧密的经贸联系，而是双方从相互认知到相互认可的系统工程，涵盖价值观、制度、行为方式以及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于芳博士则提出，中国和德国之间双向的人文交流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不对称性”问题，体现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人员交流的不对称性、相互认知态度的不对称性。她认为，中德人文交流发展的框架条件在不断完善，如能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上进一步中德各领域的交流，必能迎来更丰硕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从中德经贸合作角度出发，分析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德合作正在转型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强国合作的新模式。他认为，只要中德双方能够积极汲取历史教训，继续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思维方式，中德合作就具有光明的未来。同时，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强调，不应把历史记忆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绝对化，这是因为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存在着多种与历史记忆相吻合的行动方式。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德国联邦议会与“记忆文化”建构研究(1990-2015)》课题组联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德国研究》编辑部以及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德国赛德尔基金会等机构共同组办。 

　　针对德国记忆文化研究在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孟虹老师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表示，记忆文化的建构涉及到德国外交政策的和平理念和内政方面的保障平等、公正、自由及整个政治决策的透明性及以史为鉴等要求，直接影响着德国民主决策进程和内容，因此也对中德合作的开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诸如合作过程中重视价值导向、具有批评性导向、重视可持续性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