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窗闲坐读周易，不觉春去已多时”。信息刷屏的时代，越发向往古人阅读的仪式感。古人远去，思想健在。古籍保护者，是当下最懂穿越的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馆长查阅海关图书馆藏书（《北京周报》记者 魏尧摄）

　　“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要回顾历史。”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馆长邱小红对《北京周报》记者说。守了清总税务司海关图书馆三十来年，邱小红似乎等来了揭开面纱的时机。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乱世黄金，太平古董”。 

　　在19世纪中叶，因为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以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赫德（1835-1922）为首的一批“洋官员”统领整个清总税务司近五十年。为了系统地管理，尽可能全面了解中国人，他们费尽心思，到处搜罗相关书籍，其中最早的一本书出版于1368年。除此之外，由赫德创立的现代海关管理制度也较好地保留了下来。 

　　建国之初，“我们从国民党中华民国手中完整地继承了海关图书馆馆藏，”邱小红常需要向外界解释这批藏书的渊源。经贸大学图书馆整体收藏的这部分古籍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清末和民国期间中外版本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和海关主题的专业典藏1万余册；另一部分是清代出版的古籍共6390册。库藏中不乏极具收藏价值的珍本，有些版本在海内外已成孤本。 

　　这两万余册古籍的收藏地几经变迁。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古籍辗转多个部门，最终于1954年藏于北京外贸学院，也就是如今的对外经贸大学。1985年，正式迁至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现址。2016年，国家文物局认定这批古籍为国家文物。 

馆藏报纸，1931年7月4日出版的主流报纸《大美晚报》。（魏尧摄）

　　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社交。因为无法和作者面对面交流，因而读书。邱小红的职业生涯是与这套古籍相伴的，每当他进入充满樟木气息的海关库，就好比穿越回清末一次。 

　　“赫德这个人对中华文化非常仰慕，他对经史子集都有所涉猎，因此他在海关图书馆的收藏建设中涵盖了这四大部类。”邱小红说。 

　　他对于赫德能在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统治下建立一套清廉的海关体系赞赏有加。据他介绍，当时有一个海关的中国官员在回家的路上手上提了一条鱼，洋人监督发现后，当即开除了这位官员。 

　　“要求严格的同时，它有非常高的待遇，他的薪金、退休金等一系列保障体系，能够保证官员的清廉。”在对外经贸大学四月份公开举办的一次古籍论坛当中，邱小红这么说。 

已经过编目的海关图书馆馆藏。（魏尧摄）

　　邱小红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构建了一个时空的桥梁，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源头，同时对今天也是一个借鉴。”他认为，这批古籍对当代中国制定对外开放规则、整理历史脉络等多方面都有借鉴作用。 

　　“从关税的收入就能知道，我们从西方哪些国家进口哪些商品，我们出口一些什么东西，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痕迹和轨迹。” 邱小红说。仅采访期间记者所看到的有限的资料，已经显现出当时账目记载之详细。 

馆藏四十年代上海主要商品每日市价表。（魏尧摄）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小峰对《北京周报》记者说：“这批古籍记录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国家治理方式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不仅如此，这批古籍的专业性让它在海关领域的价值也不可小觑。2017年，广东某海关官员就曾和邱馆长接洽，希望能够合作开发这套古籍，发挥其研究价值。 

　　粤海关（广州海关的旧称）是清政府被迫开放的门户之一，其管理制度深受赫德的影响。 

馆藏《粤海关规例册》。（魏尧摄） 

　　“赫德时期所建立的海关规章制度对研究海关在那一段历史很有帮助。”这位李姓官员对记者表示。“那段时期正值鸦片战争前后，洋人怎样侵略我们，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整个历史比较动荡，因此史料也不那么全面。” 

　　百年之后，这批古籍的价值终被认可。但对邱小红和对外经贸大学来说，除了备受鼓舞，更多的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鉴于有的书页已经发脆、变黄，甚至虫蛀，想要进行书籍内容更多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古籍开发人才。学校图书馆已经完成了整个海关库馆藏的编目工作。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这些书籍内容价值的开发。现阶段来看，影印是业界普遍的做法，而影印古籍必须要有专业的技术和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 

　　“扫描本身不可避免的就对它造成损害了。所以要有比较好的技术和细致的工作。” 邱小红说，“如果现在经费不足的话，我们宁愿让它躺在这。不具备条件的话，不要去破坏性的开发。”  

　　目前，除了广东海关，对外经贸大学也积极和企业合作推动这批古籍的保护开发工作。今年4月，跨境电商平台唯品会率先建立贸大古籍基金，推动这批古籍的保护开发工作。 

　　“海关库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开放精神，我们（对社会资源）的态度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在能够比较好的保护的前提下，欢迎各方企业参与这项工作。”邱小红说。 

馆藏图书。（魏尧摄） 

　　不论是馆长邱小红、历史学教授张小峰，还是海关官员，他们无一不再强调保护与开发须双管齐下。实质来看，只有当全民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的时候，这些精神财产的保护才有了保障。 

　　近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管理组组长洪琰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古籍也能像非遗一样走进大众的生活。“像现在非遗，很多传承人被人们熟知。而书本身是静态，不像画那么直观。”洪琰说。 

　　今年是洪琰成为古籍保护者的第十一年。过去十年，她见证了我们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从量到质的变化。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同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 

　　这项计划涉及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十年间，坐了很久的古籍普查工作。”她对《北京周报》记者说。“难度大，涉及的单位多，但是人才有限。”经过十年攻坚，最大的突破就是从业人数的显著增长，“古籍修复人员翻了很多倍。” 

　　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基础上，把古籍保护工作提升了一个层次。 

　　洪琰看来，新的文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止着眼于现有的古籍保护工作，还要让大家了解它。” 

　　她认为，对于古籍传承工作，文言文成为了普通人走进古籍的一道天然屏障。如何能突破这道屏障，把冷板凳坐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古籍的内涵和力量，成为了洪琰和她的同事们新的任务。 

　　历史学资深学者张小峰教授认为，古籍普及工作是一项漫长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新时代，一定要创新形式，让枯燥单调的古籍普及，变得灵动起来。“让古籍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社会大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张小峰说，与此同时，要加强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 

　　“发展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捋这个线头。”守了一辈子海关图书馆，退休之年在即，邱小红放不下这里的书香，“它的存在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氛围，给学生一个很好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