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记者 唐元恺 · 2016-07-28 · 来源:北京周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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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该去的方向
总之,中国摇滚乐经历过一个令人难忘的“轰动期”,但却比较短暂。1994年,崔健《红旗下的蛋》上市,可不再具有他前两张专辑的影响力,知名乐评人李皖认为,这“标明轰动期进入了尾声”。此后不久,中国摇滚乐整体进入漫长的失语期。“失语”不仅表现为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曾经,这是摇滚乐最令人激动之处),也表现为,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示新时代的新现实,而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这才是摇滚乐彻底发生转变的更为深刻之处。”
诸多摇滚人陷入许巍歌曲《那一年》所唱“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那样一种状态。而这位把个人生活经历与感悟融入歌中、看穿世态炎凉、唱出无数人心声的“摇滚诗人”,始终在寻找并找到该去的方向,或许正因如此,出道20多年的他至今“常青”并更加活跃。
30年前,许巍18岁,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迷上吉他和音乐、也深知“爸爸理想是中国科学院”的他,处于“高考是唯一出路、分数决定前程”的恐惧当中,决定在高考前离家出走,“高考前直接就跑感觉太好了!”抱着吉他,他开启自己走穴演出的生涯。后来成了文艺特招兵,退伍后开始去歌厅驻唱,在家乡西安组了乐队,却只存在了9个月就解散了,“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面对这个……”于是北上,到了北京。1997年他出了第一张音乐专辑,业内口碑不错,最后累计卖了50万张,却是好几年的销售数据,而盗版销量比正版要多好几倍。2000年发第二张专辑《那一年》,更是难以卖得动。尽管如今各界和听众都认为许巍的这第一、二张专辑“非常牛”,可当时许巍却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到处蹭饭。”
就在录制《那一年》时,许巍患上了抑郁症,整夜整夜睡不着,吃了药,精神变得更加萎靡。曾经灵巧拨弄吉他的双手不时抽搐颤抖,甚至会在床上一连躺上几天。从来没有接触过吉他的夫人,“速成”学习了一点最起码的入门知识,便开始弹给许巍听。几个月后的一天,当她不知道第多少次弹起丈夫创作的名曲《执着》的旋律时,耳边响起了另一个吉他声——坐在对面的许巍,终于拨弄出了清晰的琴声!半个月后,他恢复了跟着吉他吟唱的本能。
许巍一直不愿意向外界透露个人生活,一些媒体却臆断了他的种种“故事”和“传说”。其实,他的真实情感全在他的音乐里。在一部纪录片中,许巍亲口证实,生病期间,他只要听到Beatles和U2的音乐,就会兴奋起来,“还有巴赫的古典乐,他的作品里真的有爱。”
2014年夏天,许巍带领自己《此时此刻》巡演的主力阵容前往英国,历时35天,拍摄了《在那摇滚的故乡》系列纪录片,尤其,他把刻有自己中英文名字的砖头郑重地镶在利物浦洞窟酒吧(cavern Pub)前的名人墙上,这里是英国摇滚巨星Beatles进行首场演出的成名之地,全世界所有的歌手都以在此表演过为荣。当晚,许巍在几十年前约翰·列侬他们所表演的位置演唱了6首自己创作的名曲,周围基本是英国的乐迷。此前,只有一位亚洲歌手在这个酒吧登过台,许巍则是第一位在此演出的华人音乐家。“Beatles的音乐是直达心灵的音乐。”许巍赞叹道。
尽管熟知Beatles等西方文化,但许巍更注意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开始,《论语》、《中庸》、《道德经》,一直到佛经、佛法,我全部开始研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改变,变得平和。”他早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佛教信仰给他带去深刻的转变,“在我内心,它让我走过去,让我深刻反观自己,30岁时,我反思自己,看到太多问题,就开始自省了。”
“我最初做摇滚青年,以为通过自己的音乐能拯救世界。可是现在觉得我是被拯救者,我在被音乐拯救,被身边爱我的人拯救。”许巍曾表示。身边的朋友反映,这位歌一直没有停过、屡获大奖、被授予“中国十年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荣誉的摇滚人,用很长时间思考,怎样的音乐可以帮到别人,“他一直很认真地这样做着。”
去年许巍巡演的一次与观众的见面会上,不少粉丝异口同声:“最‘惨’的时候,是许巍的歌带我们走出来的!”
谈及“摇滚精神”,许巍认为它只是一个“壳”,并没有精神:“摇滚乐没有精神,它是跟当地的文化发生了关系后,融合了个人的经历阅历,对生活的态度,它有它的态度而已,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态度,这是它的包容性博大性。”
因《热爱》而坚持
至今,许巍依然“闲”不下来,不少演唱会都请他领衔或当嘉宾,比多数摇滚人的演出机会都要多很多。其每个个人演唱会都被他当作一次“朋友聚会”,也往往成为他“领唱”几万名爱他热爱他音乐的乐迷们的“卡拉OK”大合唱
许巍的西安“老乡”、摇滚红星郑钧,则耗时6年、耗资千万美元创作制作了一部动画片。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摇滚,恰恰相反,起的片名就很“说明问题”,即《摇滚藏獒》,以一只狗的方式,表述了自己对于摇滚坚持、忠诚和义无反顾的追求。他唱的影片主题歌便叫《热爱》。
郑钧又是一位摇滚才子,还是帅哥,注定有疯狂的粉丝相伴。当年在台上飙自己的作品《回到拉萨》最后几个高音时,让现场观众热血澎湃。那时,山西大学生张鸿雁的录音机被小偷拿走,令她懊恼的不是机器没了,而是里边的郑钧歌带也随之而去,虽然可以再买,但忠实歌迷对偶像的情感岂容“被丢失”!
中国摇滚人随着对现实认识的深入和与粉丝的更加互动,“用20时间年走完了西方50年的摇滚之路”(李皖语),他们的创作乃至商业考虑也正逐渐走向成熟。我们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延展,国际间音乐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受众的音乐消费观念也在相应转变,不过对摇滚的“热爱”依旧,或“各就其位”。
“音乐是属于全人类的,属于大家的,不属于某一个人,我也没有资格把它变成大众的或者小众的,我只能认认真真做这件事。”许巍说,“成了,被更多的人接受,那是好事,如果不接受,那也是这个音乐和大众没有缘分,谁也强求不了。”很早就解决了艺术和商业纠结的他认为,如果大家觉得艺术和商业有冲突,“那只能证明你做得还不够好,就这么简单。”
当然,保持独立的原创精神和商业化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摇滚人的困惑。丁武就说,“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品,去迎合商业的胃口,但我们也需要通过参加现场演出、卖自己的作品版税生存。”但他很认可几代中国摇滚乐人一起参与,这本身便对推动摇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逐渐宽松的文化氛围也使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2014年5月,崔健在名为“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的大型音乐节即“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开始理性平和面对这样一种现代的艺术形式。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摇滚是人们情绪释放的一种有效、友好的途径和方式,而且还能创造财富。”
“这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摇滚音乐节,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民间的商业投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身为音乐节策划人的黄燎原还举例说,审批的文化官员大多挺客气的,甚至很“策略”地提醒摇滚人演出时别脱衣服了--­“也没那么热嘛”……
据黄燎原回忆,2004年举办贺兰山音乐节的时候是中国摇滚乐队陷入低谷的时刻,“那个时候所有的摇滚乐好像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好像没有人再去看摇滚乐了,没有人再去听摇滚乐,那个情况大概也持续了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了。”有一天,投资人对黄燎原说,“这回可能又赔了,一共才卖了不到1000张票……但反正没关系,赔了就赔了,咱还得做。”到了音乐节开幕前一天,大早上,黄燎原推开宾馆门,一看满大街全是汽车,全是外地牌照的汽车,上面都插着各种小旗子,大都写着“摇滚不死”、“贺兰山音乐节,我们来了”之类……“那个时候会觉得一切东西都值了!”后来媒体笑称,贺兰山音乐节“可能是第一个赚钱的音乐节”。
“从最初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糟粕’到今天中国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中一种独特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的摇滚音乐在曲折中逐渐成长,伴随着整个社会对它逐渐接受的过程。”黄燎原说。范宇则表示,随着精神解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继续向前,原来带有解冻性质的摇滚乐需要走一条中国摇滚的独特之路。
从摇滚乐的产生历史来看,摇滚乐是一种大众性的音乐风格,“但从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摇滚乐还有着背离中国音乐大众的事实。”范宇说,在中国,喜欢摇滚乐的还大多只限于年轻人,而且年龄在不断年轻化。“中国摇滚乐需要出现,或大量出现有独特建树的摇滚音乐人,把摇滚乐发展成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完成摇滚乐的本土化改造。与民歌结合也好,与本土文化结合也好,摇滚乐首先要再次找到自己的音乐精神,这是摇滚乐的精神内核,也是摇滚乐发展的基础。使中国的摇滚乐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远离西方,形成自己独特的创造,从而创作出自己的独有风格。”
现在,虽然大型摇滚演出还不算多,但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层出不穷,更是不乏各种探索,包括本土化民族化探索。例如,“二手玫瑰”乐队便以东北二人转的音乐元素与现代摇滚乐不露声色的嫁接起来(由此也很有“市场”。
著名乐评人、第39届意大利坦科(Premio Tenco)音乐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张长晓以崔健举例,“他音乐的过人之处,更多的是他将摇滚乐本土化。”这位2013年陪同崔健赴意大利领取坦科文化贡献奖的文化学者指出,崔健并不局限于欧美乐队对他的影响,其作品结合中国本土音乐,自由风格,爵士,蓝调,嘻哈电子乐等涉取面之广令人惊叹。“仔细倾听,不难发现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容主题上,都丰富得足以让我们眼界大开。每一首曲子,崔健都尽情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尝试不同的演奏风格,独特的音乐建构形式,让人们为之叹服。乡土式(粗粝)的嗓音,幽默、讽刺的歌词,灵性的词曲编配,注定了崔健这位‘怪’才的音乐价值非同一般。同时,他的音乐越来越受到国外音乐人的认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扎根本土音乐的摇滚才能有广阔的空间,赢得更多的掌声。”
而在崔健看来,当时西方的摇滚青年们留长头发、乱性、吸毒,拒绝正常生活,以求用自己的行为摧毁所有的正常秩序,他们所创造的摇滚美学是要用和平、爱、音乐反抗资本主义、战争、贫富差距等,“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从书本里学到的,不是自己体会到的。放到自身就会发现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自由表达而非简单地打破一切秩序的粗暴方式。这就变成了我自己认为的自由创作,即本土化,成为中国的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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