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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协作搭乘中国经济列车

梅新育  ·   2016-08-10  ·  来源:北京周报网
标签:中国;世界经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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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脱欧,意大利债务潜藏欧洲金融体系“翻船”风险,初级产品行情波动震撼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个国民经济,日本安倍经济学事实失败,美国宏观经济阴晴不定而大选争论更给政策环境投下浓重不确定阴影……在这个至少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政治不确定风险最高的时候,中国是否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源?是否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判断是肯定的,而中国也表现出了更好发挥上述作用、与贸易伙伴分享持续增长机会的强烈意愿。

  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上溯到1980年代,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就逐步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彻底确立了东亚经济稳定器角色,在新世纪头十年与美国并列世界经济增长最大来源,进而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确立了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80-2001年间东亚各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中国最低,仅有0.35;除中国、日本之外所有东亚经济体整体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为0.49。即使不考虑中国通过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决定性地制止了东亚的竞争性货币贬值“雪崩”,上述经济增长率变动系数数据也足以充分显示中国对稳定东亚经济的作用。正由于中国发挥了强大的稳定器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才在遭受1997-1998年危机冲击时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稳定性。

  在遭受了创巨痛深的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和地区并未如同阿根廷、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一旦蒙受金融危机打击就一蹶不振,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而是在3年之内便陆续复苏,其整体增长率也较快得到了恢复。由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庞大,1997年金融危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也显示出了强烈的传染性,中国通过稳定东亚经济、进而对防止世界经济滑向1930年代大危机式的深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新世纪头十年的景气时期,中国与美国贡献了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中国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世界进口贸易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拉动一大批国家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从“东亚经济稳定器”进一步上升为“世界经济稳定器”。

  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减速,但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依然保持在6.7%的较好水平,且未来前瞻在主要经济体中相对乐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全世界20162017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测值均比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长率预测值分别下调0.1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增长率预测值不变,近两年大吹大擂的印度增长率预测值分别下调0.10.1个百分点,中国2016年增长率预测值反而上调了0.1个百分点,2017年增长率预测值不变。

  中国进口贸易额虽然同比萎缩,但那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全面下跌所致,进口量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增长。中国劳动力市场持续保持良好就业状况,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出境旅游等服务消费增长更快于消费品增长……这一切预示着中国进口需求依然能够为贸易伙伴提供广阔的增长空间;在连续数年高增长之后,2016年上半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幅仍然高达58.7%,更代表着中国带动贸易伙伴增长的新的强劲增长动力。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六大国际经济组织“掌门人”方才欣然赴约,参加了722日李克强总理与他们的“1+6”圆桌对话会。也正是出于更好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之源和稳定器作用、与贸易伙伴分享持续增长机会的强烈意愿,中国才召开了前所未有的“1+6”圆桌对话会;高虎城部长才在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上代表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倡议;中国才在动员举国之力努力办好今年的G20会议……

  在深化与贸易伙伴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已经不止一次表现出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能力。当初,从中国国内开始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到决策层拍板、与东盟签约,不过是两三年时间,令比中国早10余年提出对东盟自贸区构想却始终不能达成协议的日本惊呼不已。今天,从争取尽早全面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到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与东盟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一系列倡议再一次体现了中国的诚意。中国并不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作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打擂台”的工具,但相信客观的观察者都不会忽视美国国内围绕TPP的激烈非议声浪,不会忽视美国两党候选人没有一个支持TPP,不会忽视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84日公开表态给TPP“判处死刑”……中国有意愿、有信心与贸易伙伴把RCEP建成一个更可预期、更稳定的区域自由贸易平台。

  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与贸易伙伴分享增长机会的意愿需要贸易伙伴自身积极主动的协作,贸易伙伴自身开发中国市场的主动性决定了他们从这块“蛋糕”中能够分享到的份额。在近10余年的经贸发展进程中,我们已经目睹了开发中国市场力度不同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业绩差异的众多案例,最典型的对比莫过于日本和韩国。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以来,日本曾长期占据中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后来的韩国对华出口超越日本曾长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由于政治方面的错误决策,恰恰是在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贸易空前高速增长的时期,本来乘坐中国经济快车头等车厢的日本几乎是主动下了车,韩国则着意开发,其结果是2013年中国自韩国进口1831亿美元,以209亿美元优势首次超过自日本进口(1623亿美元)。到2015年,中国从韩国、日本进口额分别为1745亿美元和1430亿美元,韩国的优势进一步拉大到315亿美元。同期发生的是,二战之后长期作为“发达国家经济优等生”的日本人均GDP在高收入国家群体中掉队,从大大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转为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00年,世界人均GDP5455美元,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274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308美元,低收入国家人均GDP281美元。东北亚的中国大陆人均GDP949美元;日本为37292美元,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六成多;韩国为11948美元。

  2013年,世界人均GDP10610美元,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39116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4814美元,低收入国家为722美元。东北亚的中国大陆人均GDP6807美元;日本为38634美元,比2010年低1成出头,已经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韩国为25977美元。

  由于长久而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历史和地缘天然决定了东盟是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首选合作伙伴。毋庸讳言,中国与区域内某些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争端,我们也不会再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原则问题上退让,但风波过后,我们仍然可以开展互利的经贸合作。刚刚去职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任内挑起了南海仲裁争端,但也正是他拍板决定加入亚投行。今天的菲律宾经济账面增长业绩不错,但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过度依赖于私人消费和服务业,货物贸易连年逆差……菲律宾经济隐忧令人不可忽视,特别是经济结构决定了该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变动中相对脆弱,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动迟早会对该国经济产生较大打击,特别是其至关重要的外劳汇款和国内消费。

  深受经济社会不确定性困扰的菲律宾需要和平稳定外部环境,需要对华经贸助力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也能够给菲律宾提供这样的空间。2015年菲律宾货物贸易逆差增长较快,其中对华出口锐减是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自菲律宾进口下降8.6%,今年前4个月进一步下降13.1%。同时,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继续高增长,20142015年分别增长16.9%15.0%,今年前4个月同比增幅竟高达27.4%。这样的结构,表明菲律宾经济离不开中国供应消费品、资本设备,却不能如同其它东盟成员国那样充分利用中国进口需求快速膨胀的机会。如果能够根本改善对华关系,对菲律宾经济无疑是重大佳音。(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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