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聚焦一个重大课题：一个拥有1亿多名党员的执政党，如何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担负起推动国家发展的重任。

　　此次全会是在关键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开局之年，“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背景下审视此次全会，其核心信息之一是：治理效能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前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这表明，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各项规划部署能否得到有效贯彻落实。10月29日发布的五中全会公报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路。

　　言行一致

　　廉洁治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渠道是提高执行力。五年规划要靠各级干部贯彻落实，只有各级干部切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规划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全会公报提出，要建设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确保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下协同、精准高效。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将政治监督与“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直接联系起来，要求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任务，及时跟进监督。

　　这些任务无一不取决于各级干部的所作所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抵制地方保护主义，不能偏袒本地企业；控制债务风险，需要提高项目选择和决策的透明度。

　　第二个渠道是增强可预期性。企业和个人依据规则作出规划，而腐败会以人情关系取代制度规则。五中全会公报要求增强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要求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等问题，并将金融、国有企业和能源等列为重点整治领域。

　　第三个渠道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效率不仅意味着没有行贿受贿，也意味着不能因畏首畏尾而无所作为。反腐败可能使一些干部变得谨慎，而过度谨慎的干部可能既拖延不当项目，也拖延有益项目。对此，制度层面的应对方式是：把不担当、不作为以及形式主义同样视为需要纠治的问题。

　　持续推进制度化建设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已经走上制度化轨道。五中全会公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更加持久的制度框架，其中包括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三次修订，以及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法于2024年12月修正，进一步完善了对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

　　2025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及省部级干部115人。这表明，无论职位多高、资历多深，都不能成为逃避监督和纪律约束的屏障。

　　当前的关键挑战，是在持续推进制度化建设的同时，避免制度僵化。一些干部可能只满足于表面上符合要求，却忽略制度的真正目的；一些固化的工作方式，也可能无法适应不同省份、县区和乡镇的实际情况及差异化需求。制度应当牢牢确立行为标准，同时给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干部留下选择具体实施方式的空间。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以五年为周期制定规划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件“器”，就是一个能够以严格标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治理体系。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努力，正是为了使这一治理工具始终保持锋利。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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