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的影响远不止于中美两国本身。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决策影响投资、产业链、商品价格、技术获取等诸多议题，而这些也深刻影响着那些未参与会谈的国家。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立场，继而发展成一种既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当一场最初围绕关税展开的争端蔓延至科技、金融乃至国家安全领域，其连带影响也迅速扩散。因此，外界希望两国的竞争能保持在合理边界内，既能维护双边合作，也能巩固多边主义。两国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当然，那些最棘手的问题不会因为两位领导人会晤就自动消失。外交成果的产生有其自身节奏，它不像技术进步那样迅猛，也无法与技术进步所蕴藏的风险同步。

　　若评估此次会晤的成效，我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类议题。第一类是谈判空间较大的事务。第二类则涉及战略利益，以及双方在安全、军事能力、国际秩序等议题上的观念差异。这两类议题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清晰的边界，比如某项关于价格、数量或期限的贸易决定，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尽管如此，上述区分仍有助于判断：哪些问题可以通过协议解决，哪些则只能在未来持续探讨。

　　大豆问题主要属于第一类议题。对美国而言，对华出口大豆既关系到农场主利益，也涉及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对中国政府而言，大豆则处于食用油和动物饲料供应链中的关键位置。中国可以考虑增加从美国进口大豆，但必须同时权衡价格与供应安全。此外，中国还需要考虑这一决定将如何改变贸易路线，以及对其他国家生产者的预期造成何种影响。

　　关税问题同样存在谈判空间，但它也暴露出更深层次的分歧。美国质疑中国的产业政策，并声称是在保护本国产业；而中国则批评美国设置限制阻碍中国出口，认为这些做法违背了自由贸易原则。

　　至于另外一些议题，则几乎属于外交的“雷区”。稀土问题便是如此。表面上看，它只是贸易议题，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跨越了“可谈判议程”的边界，需要系统性考量。稀土广泛应用于汽车磁材、工业设备和国防技术等领域。中国在稀土加工上的优势地位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因此中方认为对自身认定的战略性资源和技术出口进行管理是正当合理的。

　　人工智能也是双边议程中的关键问题。美国力求保持在尖端芯片及相关技术上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则希望发展自主能力，并拒绝接受其发展需永久依赖于美国许可。好消息是，习近平和特朗普都认识到存在共同风险，例如人工智能的滥用。两位领导人都主张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对话与合作，推动制定相关规则，防范与人工智能使用相关的网络攻击、潜在生物风险等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我们也要承认，在争夺技术发展资源的同时谈判技术安全问题，本身就存在不小的难度。

　　台湾问题则属于另一层级的结构性议题。对中国而言，它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这一问题上，更为现实的预期并非通过贸易让步达成解决方案，而是要通过审慎沟通，避免因不当表态、误读或者短视算计而引发可能波及全球的危机。中国希望这一问题能在没有任何美方干预、尊重两岸人民意愿的前提下得到解决。

　　此外，中美两国在制裁政策以及国际危机处理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国与美国对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冲突有着不同判断。

　　每个分歧点背后是中美两国在识别问题、确立优先事项和寻求解决方案时采取的不同路径，底层逻辑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中美两国处理彼此关系和全球问题的方式，体现了各自社会从历史中吸取了什么经验、试图捍卫哪些价值，以及如何理解国家、市场与国际机构的角色定位。

　　美国的外交有三个鲜明特征：坚决捍卫自身霸权地位、谈判达成的妥协不能损害本国核心利益、擅长使用施压手段。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则是关注长期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外交导向，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聚焦经济伙伴关系，寻求在不中断与他国良好外交关系的前提下管控分歧。当然，上述总结并不能穷尽两国外交实践的复杂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谈判赋予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紧迫感，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更重视政治外交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强调礼仪而非“即兴式外交”，并制定长期目标。

　　长期以来，与西方相关的习惯、价值观与方法，深刻塑造了国际外交的话语体系。而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一举措或许无法解决芯片或台湾问题，但它能够让更多美国人直接接触并了解中国社会，而非仅凭刻板印象形成认知。理解他国的行事逻辑需要民众的真实接触，更需要了解对方的历史经验。

　　访问结束时，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他提到追求繁荣的“美国梦”和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由此，衍生出一个现实的外交课题：两国如何才能在不要求对方舍弃自身未来的情况下各自逐梦？更进一步说，如何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愿景？

　　现实主义者通常对这些问题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修昔底德陷阱”的叙事让他们甚至在尝试之前便已放弃。依照这种观点，霸权国会因惧怕新兴力量崛起，将双方拖入冲突。这一隐喻警示了现实风险，但一旦它把“风险”等同于“宿命”，其参考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为了进一步解析特朗普的态度，我在此提出另一个意象：“格列佛综合症”。正如小说中的巨人一样，美国依旧拥有惊人的力量，但它也发现自身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摆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特朗普可以提高关税、限制技术出口、要求他国让步，但每一项措施都会引发连锁效应，最终反噬美国自身利益。

　　“格列佛综合症”并非否认美国的实力，而只是提醒人们：强大与行动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国家嵌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受到自身行为后果的影响。忽视这些联系的领导人，最终可能会发现：真正削弱其力量的，恰恰是其运用力量的方式。

　　“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是否会和平接受竞争者的崛起，而“格列佛综合症”则使我们思考：这个大国是否还有能力在一个它已无法单独直接控制结果的世界中行动？换言之，人类的命运不仅掌握在中美两国手中，也掌握在所有国家手中。

　　对特朗普而言，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便需要在不抛弃美国利益的同时，承认自身局限性，而美国恰恰难以认清自己的局限。这正是世界其他国家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目的不是束缚这位巨人，而是避免被它“踩踏”，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位重要的合作方。

　　在我看来，中美之间的共同基础，将建立在以下几点之上：双方能够在可谈判议题上取得实际成果；认识到结构性议题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且现实的全新外交运筹；以及最重要的——始终保持对话渠道畅通。

　　其他国家与中美元首共识存在直接利益关联。毕竟中美有权利追求自身的繁荣发展目标，而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权利期待中美能认识到：各国的发展道路彼此交织，两国合作能够惠及全人类，其价值远不止于造福两国人民。

　　（本文作者中文名——高文勇，系《今日中国》杂志葡文版执行总编，澳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教授，202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翻译：魏明昕

　　责编：兰辛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