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以“共同富裕”超越西方现代化困境、以“和平发展”重塑全球治理格局，这些核心理念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得到了系统阐释。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法国企业家、时政评论员阿诺德·贝特朗长期致力于搭建中西方对话桥梁，他通过研读该书，向西方读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智慧，构建起“民族复兴目标”与“自我革命路径”相统一的治理体系，近期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热议。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这篇书评以国际视角回应了西方对“中国道路”的误读，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百年党史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更需以开放心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逻辑，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汲取共建人类文明的智慧力量。以下是书评译文：

　　阿诺德·贝特朗在其X账号发表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英文书评截图。他认为西方解读中国应该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认真倾听中国自己的声音。

　　作为一名法国人，我曾旅居中国多年，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搭建中西方对话桥梁。当前，中西方的认知鸿沟依然巨大，而我认为这主要是西方自己造成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这套著作以罕见的篇幅详细阐述了中国治理背后的理论、历史与哲学基础，但西方仍然缺少对其文本的细致研读和对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智慧的真正探究。而这正是我所尝试完成的。

　　这篇书评是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我相信，如果你拒绝倾听中国如何阐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

　　

从民族复兴到自我革新：解答为什么和怎么做

　　首先，这是一部体量厚重的著作，英文版长达635页。全书以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完整报告开篇，随后围绕18个专题展开论述：

　　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

　　六、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七、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

　　八、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九、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十一、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十二、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

　　十三、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

　　十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十五、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六、携手推进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十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十八、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仅整本书的结构和上述专题，就已经呈现了整个中国治理体系，即一切都始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纲领性概念，而最终则落脚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自我革命的能力。

　　这一结构本身即暗合中国古老的治理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最终必须建立在自我约束和自我革新之上。

　　这本书既不是回忆录，也不是政治学专著，而是一部习近平主席讲话汇编合集。这些讲话均发表于2022年以后，涵盖党的全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等场合。其中，相当一部分此前从未公开发表。

　　这使得这本书更加值得研究，也更加具有挑战性。你得有直面中国治理体系背后真实话语逻辑的勇气，要让自己置身于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当中充斥着大量西方人并未下足功夫研习过的中国特色政治词汇。

　　我不会在这篇书评中逐一讨论18个专题，否则还需要再写一本小书。我将重点关注这本书本身的结构，聚焦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专题，它们阐释了中国治理的目标与完成目标要遵循的规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即“为什么”和“如何”；中国治理究竟要实现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第一个专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收录七篇讲话。其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篇内容最丰富、篇幅最大，是习近平于2023年2月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是一篇非常卓越的讲话，中国最高领导人向负责落实国家战略的干部们，系统阐释了整个国家的发展理论。我想完整引用这篇讲话的开头部分，它极其准确地概括了驱动整个“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根源，而这一点与西方人的理解有所不同。

　　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明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错失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机遇，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摆脱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进行民族复兴的各种尝试，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 ，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来图强，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试图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等方案来实现现代化，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当时，我国一穷二白，连日用的煤油、火柴、铁钉都称为洋油、洋火、洋钉。

　　习近平在这里奠定的论述基础至关重要，会让不少西方读者感到意外。

　　首先，这段话明确了明朝后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错失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落后于人的原罪，而西方则顺势而为，致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

　　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叙事建立在一种受害者心理之上，即把“百年屈辱”归咎于西方。但这段话清楚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首先归咎的是自己，西方的趁虚而入，只是中国自身衰落之后连带的结果。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今天中国的行为逻辑。中国真正的驱动力并不是因遭受屈辱进行的报复，而是绝不能让历史重演。中国的很多国家战略都源于这种决心：对改革开放的坚决捍卫，对科技创新的不懈追求，以及坚持融入全球经济的持续努力。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关上国门，注定与世界机遇擦肩而过。

　　这种自我反思并不仅限于闭关锁国，还有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以及各类救国图存、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革命尝试，不可谓不尽全力，但均以失败告终。

　　这种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中式思维：首先向内看。一个把“修身”置于治理哲学基础位置的文明，不可能把实现现代化目标建立在对外国人的怨恨之上。它必然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哪里做的不对？

　　这篇讲话还提到，“如何缩小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如何赶上时代、加快实现现代化？我们党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简单模仿，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这正是中国治理最独特之处，恰恰是西方最难以理解之处：现代化并非等同于西方化。习近平甚至在这篇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整本书最核心的一个哲学主张，即中国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根植于中国自身历史，并适应中国自身条件；这条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的选择。

　　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不断提醒新一届中央委员们牢记这一点。正如他所写：“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

　　换句话说，模仿他人和闭关自守同样危险。二者本质上都是在屈服：全盘照搬西方模式是一种屈服；全盘否定西方模式也是一种对恐惧的屈服，最终都会阻碍发展。

　　为什么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提出了五个理由，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这听起来似乎显而易见，但习近平认为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20多个，总人口10亿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要让14亿中国人迈入现代化，中国是没有路线图可参考的，更不可能简单地在别人的模式上规模化后落地应用。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显著特征，这与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西方现代化最大的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不仅关乎道德，更是结构性问题。在他看来，不考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将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这也正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原因。

　　第三，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他指出：“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我作为一个西方人也同意这个判断。

　　因此，他认为：“要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而这一点落实到具体措施的时候，常常招致西方的批评，比如，禁止网红炫富，整治畸形饭圈文化。这些实际上并不是西方所认为的“强权主义”的具体表现，而是上述这一思想立场的政策体现，它体现出对追名逐利风气的警醒，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沉迷于物质和明星，那它不是在向前走，而是在生病。

　　第四，也是习近平在地方主政时期就极为重视的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以牺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代价，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而且，面对中国人均自然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现状，中国人保护环境绝不只是说说，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措施。

　　我们一家人曾参加过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次那达慕大会。开幕式由地方政府组织，在入场式上，我们发现最前面的三辆花车依次是：中国共产党主题、环保主题和边防主题。这一场景极具象征意义，非常直观地展示了生态议题在当下的中国所享有的优先保障地位。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中伴随战争、殖民和掠夺的历史路径。他在讲话中指出，西方现代化伴随着这些血腥罪恶；中国自己就是受害者，经历了西方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因此，中国深知和平的宝贵，绝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不以任何形式压迫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财富，而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当然，从西方视角来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完全兑现承诺，仍有待历史检验。但关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评价，却已早有结论。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一句著名论断：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除了上述五个特征之外，习近平在同一篇讲话中还提出了六组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的那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当下要实现的目标不同，这几组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关系将永远不会被“解决掉”，而是需要长期管理和平衡。

　　这种平衡的智慧恰好对应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之道”：世间万物皆由相互依存的对立面构成，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消解对立，而在于驾驭两者之间的张力，在动态平衡中求得通达。

　　书中提出的六组关系，从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到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每一组都符合“阴阳之道”：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任何一方不能独大，一旦失衡，整个系统就会出问题。只有战略没有策略，那就是空中楼阁，寸步难行；只有策略而无战略，则像无舵之舟，随波逐流。只讲自立更生、不搞对外开放，那就是重走闭关锁国的错路；只讲开放、不守住自主权，那就跟被殖民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治理的智慧，并不在于“二选一”，因为你一偏，问题就来了。

　　这种治理观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几乎找不到真正对应的概念。在西方人的思维习惯里，未解决的矛盾就是问题，是问题就应该被解决，而不会被视为要平衡考虑的方面。在西方世界，总要分出对与错，善与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也许智慧恰恰在于认识到如果我们消灭了所谓的“错误”，也可能同时消灭了赋予“正确”意义的张力本身。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本书的结构安排。如开篇所言，书从终点写起——民族复兴，即“为什么”——而收束于党与自我革新，即“怎么做”：这是体系必须满足的条件——既要能维持诸矛盾间的动态均衡，更要有能力察觉失衡的出现。

　　

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治理智慧

　　本书的最后一个专题是关于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份相当直白的自我诊断报告，直白到可能让外国读者有些意外。因为它毫不回避地讨论了党自身的脆弱与不足。在这一部分里，习近平一项一项、细致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最容易出问题的那些地方。

　　西方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最荒谬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中国人不直接，不会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和中国的岳父岳母一起吃一顿饭，这种幻想大概在第一道菜端上来之前就会破灭。中国人其实是世界上最直接的人群之一。而本书这一部分恰是证明。

　　2023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以《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为名收录于本书中。他提到：“执政几十年来承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

　　如果这还不算直白，那什么才算直白？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自己的下属们说：你们中有一些人正在变得懈怠、消沉，甚至连履职能力都堪忧。

　　这一段话涉及到中国治理中一个重要概念：“四种危险”——这是一份常态化的自我审视，专门列出了党最可能自我毁灭的四种方式，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消极腐败的危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关于自身可能衰败的正式诊断，并时刻提醒自己对照检查、防微杜渐。

　　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要防范“四种危险”，但也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比如，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这套治理体系在推进反腐败斗争时，敏锐识别出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体制性僵化，并针对性构建了配套机制予以纠偏。与此同时，也并没有停止反腐斗争。这正是阴阳平衡之道在中国共产党自身身上的又一次运用：在遏止腐败与激发活力之间，管理那个永无终点的张力。

　　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治理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中国领导人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赶超西方，我甚至怀疑，西方在中国领导人的研判中，占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真正让习近平反复思考的，也许正如他2024年1月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的那个战略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如是说，他关心的问题，并非西方所执着的民主与威权，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如何超越中国自身的唐、明、清。

　　这再次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概念，这或许也是中西治理观最深刻的区别之一。西方人习惯于把历史当作一门已经修完的课程。认为过去承载着黑暗、错误与负罪感，宁愿不去深究，更不会试图从中寻找制度建设的启示。中国则恰恰相反，把历史视为衡量现实的标尺和建设未来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正是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警醒，持续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并超越历史。

　　习近平在书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性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在自我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了要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这一点已然会让海外读者感到惊讶，更不用说具体怎么结合。比如，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西方总以为中国共产党排斥外部监督，然而习近平却明确告诉党员干部们：外部监督不仅有价值，而且必须主动接受。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那个根本问题：如何避免中国重蹈数千年王朝兴衰的命运。

　　归根结底，这就是习近平对于合法性的回答：修身，或者说持续的自我革命。不是把这种自我革命作为通向合法性的途径，而是自我革命即合法性。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不会因为健康而得到奖励，它本身就是健康的。

　　这也带出了最让我们西方读者感到不安的问题：

　　我们的自我改革理论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一套制度化的语言来诊断我们的病症？

　　我们是否有能力准确指出我们的自满、能力不足和脱离民众？

　　我们有选举，但它只决定谁来执政，并不能确保治理水平。那什么样的治理才具备合法性？也许合法性并不在于制度如何构建，而要看制度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地审视自身的适用性。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更好的也许就是把“审视自我不足”制度化的那一个。

　　这本书内涵极为丰富，但归根结底，我认为它承载着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居安思危的意识。掩卷之余，一个问题挥之不去：西方国家能够宣称自己也做到了这一点吗？

　　翻译：李潇阳

　　责任编辑：李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