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资料图）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11国法官历经两年半庭审，判决25名被告全体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2名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天皇以及细菌战策划者逍遥法外，正义未能彻底得到伸张。世界期盼正义降临，最终的审判却存在缺憾。

被销毁的证据

　　东京审判之所以存在遗憾，并非当时的检察官不尽力取证，而是因为日军大量烧毁了相关记录文件。检察官们尽心尽力，却深陷泥潭。莫罗和萨顿等人两次来华取证，从上海、北平、重庆奔波到南京。在南京的一天里，他们就访谈了120名目击者。据《大美晚报》报道，检察方“经常审讯在华的日本战犯并与证人谈话，直到凌晨3点才休息”。然而，东京审判期间，记录显示，辩护律师一再以“累积证据”为由请求国际法庭拒绝采纳证据。

　　尽管如此，除了中外证人外，国际检察方还是设法找到了描述日军占领南京后情况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南京安全区档案等有关南京大屠杀案的关键书面证据。

细菌战与生化实验

　　萨顿调查了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上空投放谷物和球状物体，随后当地立即爆发鼠疫的事件。他访谈了关键证人——金宝善、陈文贵、罗伯特•伯力士三位医生。他专程前往南京会见伯力士，记录了所有细节。

　　萨顿的最终建议是锁定五名特定证人，并获取一位曾目击空投的E•J•巴农夫人的宣誓书面证词。目前不清楚这些建议是否得到了采纳。对细菌战的指控并未得到推进。日本的731部队研究人员，包括石井四郎在内，以交出数据为条件获得豁免，并继续与美国合作。

政治掣肘

　　1946年1月25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致电华盛顿警告说，起诉裕仁天皇将引发“巨大动荡”“导致日本社会解体”，并且需要“至少一百万兵力”无限期驻留日本。

　　麦克阿瑟最初提议设立一个单独的美国军事法庭，只审判东条英机及其内阁，这种范围极窄的审理程序可以完全避开天皇相关的问题。该提议被否决。但麦克阿瑟决定庇护天皇，不仅出于现实考虑，更是出于政治算计。他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作为日后对苏战争的后勤枢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盟国在德国起诉了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等纳粹高层，却毫不担心德国秩序因此崩溃。差异源自战略考量的不同，而非实际操作层面存在障碍。

　　日本始终未能与自己的战时历史达成和解。参拜靖国神社争议、修正主义历史教科书、否定“慰安妇”的根源都在于东京审判未能彻底清算日军罪行。由于麦克阿瑟庇护天皇并提前终结起诉，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直面历史”。中国和韩国至今仍在承受这些决定带来的后果。

　　尽管东京审判存在诸多不足，但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并明确国家领导人须为发动侵略战争承担个人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使和平、正义、人道等成为战后秩序的核心价值追求，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重要法律和政治基础。受害者既没有被遗忘，也没有沦为冰冷的数字，而是被纳入一个持续的历史反思与公众教育进程之中。正因如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了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成为铭记历史、开展教育、传承记忆的重要场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东京审判的历史遗产共同印证了一个理念：正义的实现要靠追责、证据与历史真相。通过以史为鉴，可以将记忆转化为和平与更美好未来的基石。

　　作者是美国时事评论员、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翻译：李潇阳

　　校对：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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