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共识，同意依据美国提出的20点和平框架启动加沙冲突停火第一阶段进程。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立即实现停火，停止现有军事行动；同时启动被扣押人员分阶段交换。以色列将从加沙部分地区撤军以减少军事存在，加沙地带也将开放大规模人道救援通道，保障外部物资与人员进入，缓解当地物资短缺与医疗危机。这一进展标志着持续两年的巴以冲突终于迎来首次实质性的缓和，为加沙地区带来久违的和平曙光。

　　相较于2023年11月仅持续7天的临时停火协议，本次协议因两个关键特点而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次停火施加了重要影响力。美方的推动对协议双方均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以色列形成了实质性约束。二是，协议内容聚焦以色列的有限撤军，而非要求其全面解除军事控制。这满足了以色列国内对安全红线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以色列国内的反对声浪。这两个因素也是协议能够迅速被双方接受的原因。

　　尽管该协议具备诸多落地条件，但绝不意味着此轮巴以冲突的终结。还有三重风险随时可能颠覆脆弱的和平进程。

　　第一重风险来自协议的交易性和短期性。虽然双方同意分阶段进行以人质换囚、以停火换援助的“交易”，但如果某一阶段出现延迟，整个交换链条便可能断裂，导致停火名存实亡。从巴以冲突的历史经验来看，缺乏长期制度化保障的交易，往往在外部压力或国内政治波动的影响下变得极为脆弱。若当前的短期停火措施无法转变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巴以很可能再开启新一轮冲突。

　　第二重风险源于以色列内部复杂的政治生态。即便以色列政府签署或口头同意签署该协议，其国内极右翼政党、受害者家属组织、军队等各方仍可能在最后关头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政府追加条件或修改执行细则，从而增加协议破裂的风险。可以预见，在协议的后续执行过程中，以色列在批准和执行层面提出新要求或修正条款的可能性相当高。相应地，哈马斯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执行链条中任何一方的单边调整都可能被视为“撕毁”协议。

　　第三重风险在于该协议并未触及巴以双方的深层次矛盾：停火协议暂时缓解了当前的军事冲突，但领土、定居点、难民安置等结构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以色列始终将哈马斯解除武装、加沙去军事化作为终极目标，并在谈判中反复强调这一诉求。然而，这一立场从根本上挑战了哈马斯的生存根基。美国提出在加沙组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的方案，明确排除哈马斯直接执掌行政权的可能，这一安排同样直接忽略了哈马斯的核心诉求。如果缺乏公正、包容且具备执行力的政治谈判框架，停火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却无法促成真正的和解。即便第一阶段停火得以顺利实施，第二阶段围绕以色列全面撤军及哈马斯后续安排的谈判仍可能因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而引发新的冲突。

　　本次停火协议的达成，为加沙民众带来了久违的喘息之机，也让濒临失控的地区局势重新回归理性轨道。但要将其视为巴以冲突终结的标志，则未免过于乐观。这份协议既非巴以和平的最终里程碑，也非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冲击诺贝尔和平奖的敲门砖。在短期内，协议的积极影响较为显著：人道主义援助得以进入加沙地区，部分人质有望获释，战火外溢的风险将有所缓解。而长远来看，若国际社会与巴以双方无法在现有协议基础上共同构建起制度化的监督机制与政治谈判框架，那当前的阶段性平衡不仅会让停火的长期稳定性面临考验，更将为后续局势的反复波动埋下隐患。（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舒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