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6月初开始的大规模游行和持续的暴力活动，对香港的法治、营商环境及国际地位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应该说这是一场瘫痪香港管治权、破坏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极限施压中国政府的港版颜色革命。

　　从香港内部的反对派以及包括美国、英国、台湾等外部势力在内的极限干预来看，内外联动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布局的一次对冲性的行动。所以中央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对香港问题的基本处理原则“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同时精准地瞄准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去解决矛盾，不回避问题，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开展止暴之后的经济、社会重建。

　　暴力活动是对香港法治和人类文明底线的否定。因此，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凝聚共识之后，到9月初，这场运动将会真正迎来一个由盛转衰的阶段，一个民意与法治合力止暴制乱的收尾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和动力因素有三个。

　　第一，大学开学，罢课的号召很难引起学生的全面响应，正常的教学秩序会得到尊重，香港青年人当中一些理性的、选择通过自己的发展和竞争去获取未来人生意义的声音会发出来。

　　第二，9月份会有第一批涉及到示威者暴力的案件在法院宣判，香港的法院是法治的终端守护机制，预期对示威者暴力会形成强有力的威慑效应。我们看到，在机场还有港铁的临时禁制令，已经起到了维护秩序的很好的作用。那么关于示威者的判决，会在香港普通法之判例法体系当中，筑成一个反击暴力、恢复法治的坚强堤坝。

　　第三，在中央政府的持续支持和督促之下，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士气、元气、管治威信，还有它对民意的正确理解、回应与汲取都会有全面的改观。

　　到9月份，这场运动就该收尾了，而且是以法治的形式收尾。这个时间点恰逢国庆70周年。我们可以看到国庆70周年之后，整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经过止暴制乱之后，会迎来一个新的明天，新的未来。

　　香港一定会在中国更加积极开放的政策当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当中去重新凝聚共识，恢复法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寻找到整个社会与国家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香港是善于学习并捕捉命运机会的，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掌握新时代的机遇，续写香港奋斗精神新的传奇。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次反修例运动的扩大化是史无前例的。它受到了美国全球对华围堵战略的影响，所以反对派的一些手法、压力还有运动的方式超出了特区政府常规的治安范畴。特区政府也是在运动当中不断地学习、改进和提升，有一个逐步适应、逐步增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护秩序及与中央日益协调的调整过程。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调整正朝着良性、有序、有力量的方向去发展。未来警方的行动会更加迅速有力，实现一种依法的拘捕检控，推动法院判决，形成香港完整的法治协作链条，共同去应对暴力活动对香港的冲击，维护香港的法治和在法治之下香港相应的国际地位，以及在“一国两制”当中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及繁荣稳定。

　　我们已经看到，8月30日前后，香港警方展开对港独骨干黄之锋、周庭、陈浩天等人的拘捕及检控，同日出现了法院有条件保释的程序性决定，等待未来证据补充完整后再开庭审理。这不是简单的“警察抓人，法官放人”，而是香港司法制度自身的原则和基准使然，法官也无权直接放人，而是权衡个案情况作出是否保释的决定，这属于司法裁量范围。

　　不过香港司法在保释甚至判决中确实存在对社运骨干的“轻判”倾向，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年本土派的激进运动取向及法治破坏性。在止暴制乱的法治收尾期，司法很关键，保释与裁决应从评价控制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法治整体利益出发，审慎权衡决定。

　　对香港司法应该辩证地看待。由于香港的普通法传统、法官构成与法学教育，使得它会天然地偏向于抗争者权利的保护，而对国家利益、公共秩序缺乏法理上的自觉和司法保护上持续有效的实践。但是它既然是一种可信赖的理性的法治，就必然也会产生一些典型的判例去阻断、反击严重破坏香港法治和稳定的暴力活动。

　　比如说像旺角暴乱中暴动罪的判决，梁天琦的个案就可以说明问题。这一次很多示威者的暴力与破坏性远超过梁天琦他们的旺角暴乱，相信法官不会做出一个严重偏离普通法传统下常规法理与裁判基准的判决。即便有一些人被轻判了，但仍然会有一些典型的判例出现，这些就足以去威慑违法效仿者，足以去打击支持暴力活动的直接攻击人士及其背后的策划者。关键是，刑罚责任的确定性和威慑性可以构成对黑衣青年人有效的法治教育和惩戒。

　　我们要坚持对香港社运暴力的“零容忍”及强大的舆论批判，但同时也必须坚持“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既定法治程序，给香港法院和法官最低限度的信任、期待与空间。相信香港法官亦不可能严重偏离法治，违背司法责任与道义，作出自我羞辱性判决。给香港法治一些耐心与信心，是维护“一国两制”的必要精神条件。

　　再回到民意立场问题上。民意转向是以法治方式推动运动收尾的关键性指标，这一点与2014年占中运动非常相似。这一次运动的暴力不断升级与很多市民的彷徨观望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危害的估计不足有关。

　　随着中央日益清晰地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以及这场运动本身造成的破坏性在各行各业的呈现，市民在各行各业感受到民生秩序、民生利益受到了普遍破坏，经济下行日益明显，具体利益受损及生活痛苦体验日益上升。

　　民意会日益理解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在表面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外，又有什么样的政治企图和极大的破坏性。民意应该转变，会逐渐地并且是确定地朝着支持法治与支持政府管治的方向去演化。这是止暴制乱最有力的一个保障。当香港的主流民意稳定持续地反对暴力、支持法治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基基本就消解了。

　　这场运动同样引发人们对“一国两制”可行性及其未来的某种忧思。“一国两制”这一次受到的冲击不是来自于孤立事件，而是回归过渡期与回归以来一系列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矛盾的积聚，也包括港英政府留下来的很多钉子，设下来的很多陷阱。还有特区政府在回归之后，关于房价调控、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地产霸权的规制方面存在的一些欠缺，如此累积而来。更有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影响力自各个方面渗透到香港，整个香港对于自己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方式存在着未来主义的忧虑和不理解，以及对国家整合进程的不认同。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一次运动中强大的对抗力和冲击力。

　　“一国两制”未来应该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融合发展的方向演变，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会分别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秩序之内更好地承担自己的角色与责任，让香港社会尤其是让青年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全面准确的“一国两制”，国家的发展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大湾区以及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对香港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命运，还是一种简单的偶然性机会。这些调整与转变都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各司其职，在“一国两制”分配的角色当中不回避、不缺位，更好地填充自己的责任，弥补在之前回归的22年当中角色和功能的缺失。

　　这是“一国两制”的一个中期体检，体检之后是全面的康复和发展。各个主体应该寻找到自己的角色，更好地承担责任。只有这样，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实现二次腾飞，而“一国两制”的制度生命力与对外影响力才能得到最好的证明与释放。（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