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央港关系中有两件大事：其一是2月18日公布的国家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最为健全的政策框架，这里的融入既包括香港依据规划纲要积极参与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包括香港人借助大湾区框架完成“国民身份”的塑造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其二是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对香港特区法治以及两地关系造成持续性损害。

　　大湾区提供了“两制”面向“一国”的向心力取向与生成机制，推动融合发展，“反修例”则提供了“两制”与“一国”的严格规范性距离以及离心力作用，诱导本土分离主义及其政治行动，由此导致“一国两制”的新平衡远未达成。

　　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始终是国家保障的核心价值，国家是这些价值的最终责任人。但是，“反修例运动”经由7月1日暴力占领立法会、7月21日暴力冲击中联办及元朗民间武斗事件，已呈扩大化趋势，将对香港与国家造成多重损害，总体上看既损害“一国两制”信心及对台影响力，更损及国家改革发展基本利益。这些多重损害具体包括：

　　其一，香港社运在2016年“旺角暴乱”中初步突破暴力底线，此次“反修例运动”尤其是占领立法会事件决定性地实现了“和平路线”向暴力冲击的转型，青年本土派升级打破违法及暴力的法治界限。

　　其二，特区政府的“无限期搁置”政策已合理回应运动诉求，但运动不断升级，显示其政治目的不是反修例，而是瘫痪特区政府管治权，破坏“一国两制”宪制秩序。

　　其三，运动本身在暴力占领立法会事件中达到高潮，盛极而衰，因其极端暴力行为而造成自身合法性的消解，因为香港社会容忍非暴力抗争，但对于极端暴力实行“零容忍”，排除出香港核心价值范畴。

　　其四，七月以来日益周期化的示威活动带来的社区滋扰与警民冲突，对香港社会民生和警察职责造成无底线冲击，亦损害了香港国际形象与经济前景。

　　其五，运动的暴力化及长期负面影响还造成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机会窗口、积极性与有效性受到抑制，拖累香港经济复苏及对国家的进一步贡献。

　　同时，“反修例运动”亦造成内地普通人对香港一定程度的负面感受：

　　一方面，对香港反对派持续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的行为深恶痛绝，刺激了内地民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的历史记忆和爱国热情，典型例证就是香港反对派出访美国寻求美国政府直接干预，导致香港问题国际化，甚至策划组织向驻港19家外国领事馆递交政治请愿书，这些行为在内地民众看来属于“挟洋自重”甚至出卖国家利益的恶劣行为。

　　另一方面，对香港反对派持续的暴力行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破坏香港法治与稳定，破坏“一国两制”下国家与香港的融合发展。

　　“反修例运动”的发展已经与合理诉求的方向背道而驰。对运动升级的治理离不开国家与香港的共同努力。正确的和解与重建路径应当是：

　　其一，回归法治，对暴力行为严格检控，对依据香港法律可与整体运动切割分离的极端暴力行为个案与嫌疑人及时提出检控，形成关于社运权利的若干权威性判例，确定社运行为的合法性界限，重塑法治权威。

　　其二，回归经济民生，精准解决香港民生痛苦点与源头，重点解决香港青年上楼难、发展提升难、职业规划与融入国家难等民生议题，其源头则包括香港地产霸权与政商关系的规范化，以及香港政府对民生与社会正义更为有效的政策回应性。

　　其三，回归大湾区，以发展主义思维跳出香港本地局限，寻求与国家对接，帮助国家在创新科技、金融及法治层面进一步改革及现代化，为大湾区建设及“一带一路”提供技术性支撑，同时通过融入大湾区实现香港人对国家治理的实质性参与，并通过巧用大湾区资源框架解决香港住房、养老、医疗资源紧张等民生问题。

　　其四，面向未来，以积极心态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机遇和竞争，为香港和国家多做良性融合之事，为“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转型发展探索新的平衡模式与实践道路。

　　总之，“反修例运动”的升级与扩大化已损害香港法治根基及长期发展前景，对一国两制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亦构成消极影响。国家与香港社会正日益形成通过法治与发展来治理该运动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新共识，推动香港社会回归法治理性，继续保持基本法下的高度自治与繁荣稳定。（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