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希腊退出了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发起的总计三轮的债务救助机制，标志着欧债危机在希腊暂时画上句号。这可谓是2018年欧元区经济迎来的一大利好消息。欧盟方面也不遗余力地赞扬希腊经济恢复和结构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此称为希腊历史翻开的新篇章，并把自己比作希腊人民的伙伴、盟友和朋友。欧委会经济与金融委员莫斯科维奇认为，希腊已经“重新成为欧元区的正常国家”。他同时表示，希腊不再需要第四次债务救助。

　　客观而言，目前希腊的总体经济状况有所改观。2017年希腊经济增长率为1.4%，经过了2015、2016年的震荡衰退后重新回归正轨；2016和2017年分别实现了0.6%和0.8%的财政盈余，失业率也自2013年起持续走低。而在此期间，曾经在2015年就国际救助计划发动全民公投的“激进左翼联盟”也较为稳固地掌握政权，近期还与德国达成难民接收协议。而欧债危机当年波及的“欧猪五国”中，西班牙和爱尔兰早已回归了强劲增长，爱尔兰甚至在2014-2015年间被称为“凯尔特之虎”，成为欧盟内提振竞争力和市场活力的典范。意大利和葡萄牙虽然同样有着令人担忧的公共债务比和银行业经营状况恶化等问题，但也没有显示出过大的风险敞口。而希腊作为受救助最早，公共债务最严重的国家，其脱离了近8年的国际救助，本身即标志着其暂时可以不依靠外援，支撑财政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发展，是债务危机结束的重要信号。 

　　在希腊接受援助的同时，欧元区的财政金融治理架构也在同步完善，逐渐为欧元区国家支起一张防控风险的网络。在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希腊等国国债风险敞口远远高过其财政收入，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国债的市场信用难以受到支撑，投资者甚至产生了欧元区边缘国家债务违约危及欧元信用的预期，毫无兜底机制的重债国就直接暴露于金融市场投机操作、标普等评级机构及英美媒体的炒作之下，将问题成倍放大。因此，希腊债务问题暴露后短短数月即引发了大规模危机，欧元区在吸取相应教训后，积极探索构建互助的债务问题解决框架，以求在债务危机爆发初期有及时调用的危机管理工具。2010年5月，欧元区17国共同成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必要时可在德国债务管理局的支持下通过债券等融资方式募集资金，购买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债务，以树立市场对欧元区债务的信心。2012年10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在欧元区各成员国支持下转变为“欧洲稳定机制”（ESM），从应对危机的临时性组织升级成欧盟增强欧元区财政金融治理的重要机构。“欧洲稳定机制”在资金来源上既包括了欧盟预算，同时也有各国按经济规模所承诺的债务担保额度，目前已达到近7000亿欧元。ESM的总规模虽然难以负担整个欧元区的债务敞口风险，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苗头时，能够通过及时介入以显示欧元区各成员国共克时艰，共担风险的姿态，打消市场对风险失控的忧虑，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未来，ESM将为欧元区各国财政金融状况护航，爆发危机的风险大大降低。 

　　欧盟机构领导人盛赞希腊退出债务救助机制的成就，主要为了通过希腊显示欧盟治理欧债危机，促进结构改革的药方取得了实效。希腊从欧元区“坏分子”转为“好学生”的故事，对于当前在内外面临多重困境的欧盟而言，对于树立其治理的权威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同时，欧元区治理机制和能力的建设，以及2015年初以来欧洲央行积极作为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一同发力为改善欧元区经济基本面作出贡献。欧元区在全球经济增长带动及反危机举措的共同作用下，走出衰退并于2017年实现经济体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的目标。希腊退出救助毋庸置疑标志该国乃至欧元区走出衰退和危机状态。 

　　然而，退出救助机制并不意味着欧债危机给希腊带来的损失和伤痕已经被抹去。2017年希腊经济总量为1777亿欧元，比2008年萎缩了26.6%，甚至未能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而这十年间欧盟GDP却增长了17.2%，德国更增长了27.9%。正因如此，希腊虽然一直在努力进行财政紧缩，保障财政盈余，但公共债务比却在危机后不断上升，2017年仍然高达178.6%，当前希腊仍欠下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计2890亿欧元的债务。而鉴于希腊的仍旧脆弱的经济和财务状况，欧委会也提出名为“后救援时期监管”的计划，监督希腊继续紧缩开支、推进改革，首次评估预计将于9月10日启动。有希腊学者刊文指出，希腊在公共行政部门改革、调低最低工资、对港口和能源企业私有化、增加税收等方面的改革在未来仍要继续推进，同时改革的力度和进度也将受到欧盟方面的严格监督。正如现任的欧洲稳定机制首席执行官雷格林所言，已经达成的救助协议不会被改变，显示希腊仍在欧盟方面的严格监控之下，继续履行既有承诺。 

　　希腊经济和社会也为走出危机付出惨重代价，所谓的结构改革和改善，主要内容是削减民众福利和公共服务、促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增加税收等措施，民众生活水准和国内投资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对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冲击也严重挫伤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使得公共开支不仅无法成为反危机手段，而冲击了短期增长。同时，希腊经济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难以得到缓解，比如希腊国际贸易长期处于逆差，2018年上半年逆差达到105亿欧元，显示其产品和产业在欧盟内外竞争力的严重不足，世界银行对于全球投资环境的排名中，希腊只有67位，在欧盟内仅好于马耳他，劳动者收入近三分之一要交税或填补社保，其税收负担在欧盟仅次于法国。而欧盟开出的药方，事实上难以帮助希腊增强造血能力，对推动其经济走向正循环作用有限，在基础设施等硬件上的投入也停滞不前。而为了避免“长痛”所造成的“短痛”，却使得希腊民众对改革、乃至本国政府和欧盟的信心与认同不断受挫。英国《卫报》的社论中指出，希腊退出国际救助机制难言成功，紧缩对于民众生活和心理的冲击甚至意味着“重构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契约”。在希腊退出救援后，希腊老牌政党新民主党批评现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称，“激进左翼联盟”根本未能兑现其竞选和宣传承诺，仍然是在欧盟的指示下牺牲普通民众的生活。 

　　希腊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是欧盟的缩影，在这个国家经济衰退、难民危机甚至森林大火等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不断冲击着民众对于精英和传统理念的信任和认同，社会政治层面的冲击却难以随着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而同步改善，反体制、反传统和反精英的民粹思潮往往随着选举和公投等节点阶段性爆发。未来无论是希腊还是欧盟，不仅将面临提振经济竞争力的问题，更要解决如何内外危机及其后遗症中，促进政治和社会生态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债务危机虽然告一段落，但对希腊和欧盟来说仍然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