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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而不同”超越西方的“同,方能和”

范勇鹏  ·   2018-06-13  ·  来源:北京周报网
标签:习近平;上合峰会;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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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青岛,是中国山东的一座滨海城市。6月9日—10日,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里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围绕着“上海精神”,阐释了他的全球治理观。

  近年来,习近平在国际论坛上不断代表中国发出全球治理和全球问题方案的倡议,其中最主要的新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和西方主张的全球治理模式相比,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中国历史、中国智慧和中国现代化经验,同时也是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全球治理理念。 

    

天下大同:变国际关系为世界政治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产生了一种理想:整个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中国人对这种理想的表述是“天下大同”。大同理想中包含着一个重要内容,普遍的安全和秩序。安全和秩序是几乎所有文明的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称为政治哲学的第一命题,尽管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因过于强调自由和权利而丧失了回应安全和秩序问题的能力。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了安全与秩序问题,使更多的人们得以将敌我关系转变为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博弈与妥协的关系。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过去数千年中基本解决已知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和秩序问题的文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国就发明了一种“天下”体系,通过非暴力手段将一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元前3世纪之后的各统一王朝通过官僚制度、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将东亚地区纳入了一个安全和秩序的共同体。当然,这个共同体具有等级性,显然不符合现代价值观,但是这种等级性的目的是维系一种共同的秩序,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文明的帝国式压迫和现代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经济剥削。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碎了中国人的天下,将这个“世界”拉入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个体系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它最大的特征是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敌对和竞争状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排除了国家之间克服安全困境、实现永久和平与合作的可能性,排除了世界各国由前政治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可能性。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它们认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条前提假设就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 

  其实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西方历史的漫长传统。除了罗马帝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普遍的政治生活,似乎西方文明从未跳出以敌我之分为特征的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这一危机更为严重,虽然包括但丁、马基雅维利、康德、雨果在内的先哲不断呼吁某种形式的统一和永久和平,最终西方文明还是陷入两次世界大战。 

  由于这个传统,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回应普遍安全与秩序的问题。西方内部的合作与治理是往往是以共同的敌人为条件,它们关切的是如何打赢,从来没有真诚回答如何建构一个世界的问题。西方主导的对其他地区的所谓治理往往是强加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削弱对象国政治权威和国家能力以及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游戏规则和价值链,实际上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治理,反而常常导致了政治失序乃至人道灾难。 

  近年来东欧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愈益显示出西方所谓治理实际是“反治理”,不仅没有使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反而使国家变成没有国家。不仅没有使更大的地区走出无政府状态,反而使已有的政治生活退化到无政府状态。西方式的治理也不允许非西方国家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上就是要其他地区安于自己的命运,不要做改善的努力。 

  当西方能够控制一切时,它尚能表现得温文尔雅,一旦西方感觉到危机,就会暴露出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质。特朗普可以退出气候变化合作、退出TPP、退出联合国机构、退出伊核协议,甚至对西方盟友,他也会威胁退出安全保障和贸易合作。西方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宣扬的“治理”,在短短几年之中暴露了“反治理”的本质。 

  习近平在青岛的讲话显示了中国传统智慧,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世界责任。习近平明确讲到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愿景,是几十来罕见的对全球治理核心问题的正面回应。是的,在一个和平与安全都无法保障的世界上,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纯属空谈。习近平的具体方案是通过一套“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现普遍安全。 

  习近平还重提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吁。西方国家长期在世界上推广民主,但是却从来不接受国际关系民主的观念。原因何在?民主是一种分配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只适用于“我们”,与“他们”无关。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中世纪意大利城邦民主,直到现代西方民主无不如此。在西方人心目中,民主只适用于国家政治,不适用于世界政治,因为世界的规则要由西方来制定。习近平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不是针对西方的一种话语策略,而是一种认真的倡议,因为他随后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所谓共商,就是规则要由各国一起制定,这就是真正的国际关系民主。共同制定规则就打开了由国家政治走向世界政治的可能性之门。  

    

和而不同:实现世界政治的最佳途径   

  孔子用和而不同来描述君子的品德。但它也可以指涉一种理想的世界关系。和的意思是和谐,就像毕达哥拉斯的和谐理论所说的,相同的音构不成和谐,差别是和谐的前提。各个国家和文明像音符一样,不必强求相同,才能发出和谐的乐音。 

  西方的治理理念可称之为“同而不和”。西方自古就有一种“文明史观”,随着近代的兴起,就像德国社会学家Norbert Elias所说的那样,西方更加习惯于将自己视作一种“文明”,而将不同于自己的人视为“野蛮”。冷战结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终结”式的意识形态傲慢心态。西方在全球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推广“自由民主”,希望按自己的意愿强行改造世界。西方在内部高举多元主义价值的同时,在世界上却追求一元主义的霸权。结果,世界不仅没有变得更“同”,反而失去了“和”。  

  与此相比,中国的治理理念强调的是和而不同。习近平在青岛提出了“包容的文明观”,呼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就是对西方的文明优越观、文明冲突论和普世价值的正面回应。正如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bubani)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态度是,你不用和我一样。尊重不同,才能有和谐世界。 

  中国用自己过去70年的独立自主和40年的改革开放向世界人民证明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路是走得通的。中国没有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接受所谓民主化,结果中国人民福利得到了最大的实现。中国没有相信西方的经济理论、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方案,结果中国经济获得了最耀眼的发展。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不靠对外殖民、掠夺和转嫁矛盾、战争而实现工业化的例子。21世纪初,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时,引来的是西方的质疑。今天,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迄今为止实现了和平崛起的奇迹,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仅此一例。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的几乎所有教条,向广大非西方国家人民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通过自主探索改变命运是可能的。所谓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就是没有模式,中国能做到,其他国家也能做到。 

  中国也用自己的对外合作和治理实践证明了和而不同是可能的。早在1953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自此中国一直秉持着相互尊重与和平互利的精神与世界各国交往。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一直被西方所诟病,但是非洲人民的欢迎是对西方的最好反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着手,低调务实地改变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发展条件,为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创造着宝贵的基础。在全球贸易体系受到削弱,美国对世界各国发起贸易战的时候,中国重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主张开放型世界经济。在联合国、达沃斯、G20、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论坛上,中国不断对全球性问题提出建设性倡议和解决方案,在今天这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致力于向世界提供安全、秩序、繁荣和未来的确定性。中国相信,文明因不同而精彩,世界可以在不同的基础上构建和谐。  

  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前者强调解决安全和秩序问题,使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后者强调,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尊重文明和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设一个更好世界的中国方案。(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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