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尊重，是对中国人民权利的尊重，也是对联合国自身的尊重。 

　　联合国是全球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由于中国国内政权更迭和随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长期拒之于联合国的大门之外。联合国因而是不完整的。正如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第二十六届联大发言时所说，中国恢复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态结束了；美国代表也说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之际，中国正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联合国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以应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形势。此时来回顾并评价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再认识 

　　联合国是什么？看似简单的问题，因人因时，看法截然不同。对联合国定位不准，就会形成对联合国的偏见和误解。 

　　联合国是国际组织进化的成果。成立国际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但丁、康德等先贤那里，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实践则始于19世纪欧洲协调、万国联盟和海牙体系。一战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是联合国的前身，联合国在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从联合国宪章与国联盟约的对比中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联合国的成立，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是由战胜国设计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起码要保持50年的和平。战胜国在安理会中有特权，因为它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和牺牲，很多是无法弥补的。抛开二战谈联合国，不是无知，就是健忘，历史可以超越，但不能忘记。 

　　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而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这一点是联合国的定位，非常重要，否则就会苛求联合国做超出它能力的事情，联合国的资源都是会员国捐助的，他不能违背主权国家的意志，强行干预国家的内政；但另一方面，联合国也不能无所作为，像国联那样成为国际关系的清谈馆；毕竟大国有一致的时候，安理会五大国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 

联合国需要改革 

　　联合国走过了70个春秋，与成立时的国际环境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制度环境、国际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合国确实需要变革，以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提高代表性和有效性。其实，从联合国开始运转，就一直处于不停地改革中，不如此便不能适应形势，存活至今。 

　　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宪章曾经过三次修正，大会权力得到扩大，秘书长机制不断完善，通过财政改革得以度过经费危机。但是，安理会改革作为联合国改革的重要一环，仍然举步维艰，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当前的改革呼声主要集中在对安理会的改革，尤其是对五大常任理事国垄断否决权的诟病上。实际上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大国和中小国家围绕否决权已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当时，以澳大利亚为首的40多个中小国家，在凡是涉及有否决权规定的领域，都想方设法提出各种缩小或取消的法案，已减弱或反掉否决权，但最后还是大国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是权力政治的现实。 

　　冷战结束后，围绕着安理会成员是否增加，以及否决权是否扩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重新崛起的德国、日本以及新兴国家力图分享权力。在2004年第59届联大上，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提出了“四国方案”，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力图在59届联大上通过相应的修宪条款，结果遭到中、美、俄三个常任理事国的明确反对。 

　　联合国改革只能是宪章框架内的改革，因为联合国宪章已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规定，本宪章之修正案经大会会员国三分之二表决并由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后，对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生效力。以前宪章的三次修改，只涉及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与经社理事国的数目，属于微调；而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享有否决权，则属于根本性结构的调整，是伤筋动骨，势必影响联合国的走向与效能，不能不引起现有大国的警惕。 

　  中国政府支持安理会的改革。中国坚持认为，安理会的改革应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切；应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零散处理或分步走的做法会增加改革的不确定性；应坚持政府间谈判作为主渠道，本着公开、透明、包容和会员国主导原则有序推进，联合国的改革应该增强联合国的权威性、代表性和有效性。 

中国与联合国 

　　1971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并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联合国也帮助中国逐渐加深与世界的融合。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象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主权以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认可。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６４个。然而，１９７１年第２７５８号决议通过后，中国的外交舞台迅速扩大到了全世界。当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73个，中国参加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400多项国际多边条约。 

　　中国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保持着良好关系，使得中国得到了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传授，尤其是习得了国际规范，加深了国际化、现代化的进程，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成为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1971年以来中国对联合国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举几个最近的例子：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家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维和战士为维护冲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国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已批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国率先签署和批准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应对气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宣布设立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和多边事业的发展。中国将为解决难民问题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同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他还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将联合国和多边外交上升到参与全球治理、服务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这标志着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揭开了新篇章。 

　　今后，中国将在联合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已经走过了70个春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期待在不断上升，联合国肩负的责任也更加艰巨。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必须维护而不能损害；中国目前货物贸易、外汇储备都居世界第一，GDP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是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7亿多中国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GDP约8000美元，中国的小康社会指日可待。与此同时，中国缴纳的联合国正常预算会费比额上升到世界第三位，维和摊款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在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王毅外长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会日趋密切，随着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会越来越多，中国将继续成为联合国宪章坚定地维护者，并为人类的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也由衷地相信在新的秘书长古特雷斯的领导下，联合国也必将能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