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外生成环境与此前不同，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形成为主向更加复杂多变、更加依赖主动塑造的方向转变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对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做出的上述重要判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坚认为，相当精准，意义重大。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与之前的战略机遇期相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具有内在承继关系和逻辑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内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是过去战略机遇期的简单延续。

　　和平、发展与合作作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国际环境依然有利于中国继续推进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事业。同时，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外生成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形成为主向更加复杂多变、更加依赖主动塑造的方向转变。呈现三大新内涵：

　　当前战略机遇的本质是中国发展转型升级的机遇，从粗放发展方式下的规模扩张维度向发展转型形成的质量提升维度转移。

　　经济新常态推动我国走创新发展之路，使得中国的战略机遇正在由过去的要素驱动型机遇向创新驱动型机遇转变。

　　伴随着我国利用和维护战略机遇期的经济社会成本和国际责任正显著增大，战略机遇正由过去的国际跟随机遇向国际引领机遇转变。

　　规模扩张机遇转向转型发展机遇

　　中国战略机遇期出现新变化，首先是国际环境倒逼和推动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权威人士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的自主增长动力没有形成，各国经济复苏主要靠政策刺激，世界经济可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平庸增长。

　　“目前，我国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的带动力减弱。我国利用世界经济较快增长机遇加快自身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必须放平心态，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自身增长。”权威人士说。

　　徐坚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国际发展环境对中国延续传统发展模式的吸纳空间日益接近极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拓展空间越来越有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深陷财赤危机和债务危机，国际市场增长速度大幅降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欲继续通过大幅提升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已无可能。

　　其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渐入深度变革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围绕国际秩序展开的博弈和竞争更加激烈，其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不断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造成重创，发达经济体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加剧，西方扭转国际游戏规则中对其不利因素的诉求越来越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引导和适应国际秩序变革大势，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其三，发展方式转型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的一种全球性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过程，各类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发展瓶颈。不仅发达国家出现发展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短板也相继显现，有关新兴大国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都在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新途径，通过发展方式转型和体制机制变革摆脱发展困境或超越发展瓶颈，改革、转型和调整成为各国普遍面对的一个共同主题。中国只有顺应世界潮流，在发展转型问题上走在前头，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

　　从中国国内来看，面临着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艰巨任务，这也倒逼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粗放型、出口驱动型发展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战略机遇也由过去的速度扩张型机遇逐步转变为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机遇。

　　正因为如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东琪对本刊表示，把握机遇的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果中国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是机遇也可能变成机遇。未来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欧洲调整对中国是机遇，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中国是机遇，但能不能变成现实关键看中国自己的能力。总体来讲，‘十三五’时期中国要利用国际机遇，不是单边的而是双边的，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修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同上述观点。她对本刊记者表示，全球转型，中国先行。虽然其他国家如美国也在推行转型，但中国的转型是全方位、高站位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大战略的实施，都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抢占先机。

　　在受访专家看来，在全球增长动力都疲弱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是引领中国转型的牵引力量，也是中国转型而不失速的动力保障。外部引擎进入调试阶段后，中国仍有内需这一巨大引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强调转型紧迫性的同时，也为本刊描绘了经济转型释放的活力元素。一是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二是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到2020年消费规模估计达到50万亿元左右；三是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到2020年占对外贸易比重估计达20%左右。

　　要素驱动机遇转向创新驱动机遇

　　“十二五”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跨步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持续提高。从经济实力看，2014年我国GDP总量为10.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13.4%，牢牢占据世界第2位；从产业竞争力看，2014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上升至25%，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1制造大国之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从科技实力看，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位居世界第2位，科技人员规模位居世界第1位……这些都表明，中国综合国力稳居全球第一阵营。

　　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权威人士也提醒，要看到中国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压力。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要素成本快速提高。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原有比较优势的机遇成就“中国制造”的条件在发生变化，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结合国内实际看，创新仍旧面临着不少制约。比如基础研究薄弱、产业创新缺少基础支撑，科技和经济结合不够紧密，创新成果转化不力等。即使是在数量上有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上，总量上美国虽不及中国一半，但在领军人才、尖子人才方面，中国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在权威人士看来，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导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没有多大空间。突破各种瓶颈制约，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强调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年来，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2014年R&D经费投入达到1.3万亿元，占GDP比例达到2.09%，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成果产出持续扩大，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85件，突破一批核心关键共性技术，特别是超级计算、探月工程、卫星应用等重大科研项目取得新突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更是从国际对比的角度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后发优势等，使得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引进模仿创新者转变为创新集成者、自主创新者，从创新跟随者变为创新并驾齐驱者，进而成为创新领先者。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也为本刊分析指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这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比较优势的重塑，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性交汇，给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集群式技术创新涌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日益明显。这些将对生产方式、产业分工、商业模式等带来影响，甚至实现国际竞争力的重塑。

　　国际跟随机遇转向国际引领机遇

　　回顾过去的全球发展历程，徐坚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既是世界经济的繁荣期，也是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大发展时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势头之强、影响之深，近代以来绝无仅有，堪称世界发展五百年未见之巨变，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了不起的成就。”

　　权威人士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发达国家相对下降、危机感上升，正在主导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则。“我们利用原有规则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的条件发生变化，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护和扩大我国发展利益。”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更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而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的国家对中国戒备和防范心理加重，联手对中国遏制，与中国发展的摩擦风险上升。对此，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国外、统筹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工作，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努力维护和延长发展战略机遇期。

　　徐坚进一步分析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期待、责任、压力和挑战将明显增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加容易成为国际矛盾焦点。在国际治理体系重构背景下，许多前十年未曾出现或并不突出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当前及未来十年面临的新问题或迫切问题。包括中国在国际体系调整中的定位、中国如何引导周边区域重构、“全球公域”问题、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形象提升等。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受访人士一致认为，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应对各种外部挑战。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深厚积累，为中国在未来十年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构筑了必要的机制平台，为中国驾驭未来十年发展机遇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更进一步看，由于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中国的发展本身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机遇。胡鞍钢表示，中国至少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两次帮助维护全球宏观经济稳定，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增长发动机，第一大贸易发动机，第一大投资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利益共同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今年上半年更是达到30%。中国还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胡鞍钢认为，在此过程中，中国除了继续利用外资、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源，还要走出去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视世界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视世界的发展为自己的发展。

　　中国奉行的共赢主义，既大大拓宽了自身发展的空间，也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了发展的机遇。中国提出的诸多主张，都是为了促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向着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迈进。比如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力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力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联合设立金砖国家银行，推动新兴市场的协同发展等，都会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

　　陈凤英强调，全球化合作的机遇仍旧存在并还将长期存在。“谁能够提供需求、谁能够提供资本、谁有合作的意愿，机遇就属于谁。目前，市场在我，资本在我，发展空间在我，所以中国理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引领者，而不是过去的参与者。”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这正是中国以积极负责任大国姿态，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新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