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人民卫生出版社董事长、党委书记郝阳

　　2017年12月1日是第三十个艾滋病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艾滋病病死率显著降低，重点地区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基本遏制，全国整体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也面临着艾滋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控难度不断加大、社会力量参与有待加强等挑战。卫计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718270例，报告死亡221628例。现存活艾滋病毒感染者419101例，艾滋病人299169例。 

　　11月13日，《北京周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人民卫生出版社董事长、党委书记郝阳，谈我国艾滋病防治现状。以下是访谈实录：  

　　《北京周报》：近年来，中国艾滋病整体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这是怎么做到的？ 

　　郝阳：迄今为止，艾滋病流行三十年了。在早期，大众和艾滋病感染者对防治知识都不了解，所以艾滋病疫情在一些贫困地区和非洲地区发展比较快。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非法采供血，造成艾滋病在我国局部地区流行。从那时开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开始采取艾滋病防控措施。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全面的控制措施，避免了艾滋病在中国的大面积流行。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才能保持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第一，是宣传教育；第二，是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比如说广泛的开展检测，发现阳性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给予积极的预防。第三，是对有高危行为、易造成艾滋病传播的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比如说，针对吸毒传播，我们采取了打击毒品、美沙酮的替代疗法；对共用注射器的人群开展针具交换；对母婴传播采取母婴阻断措施。 

　　今年是中国正式启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十五周年。9月，我们在广州开了一个艾滋病学术大会，举办了一个专题，纪念这个日子。抗病毒治疗，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特别是整个疾病的控制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2年之前，由于我们国家不能生产抗病毒药物，很多感染者、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面对艾滋病高发和死亡率大面积上升的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几个药厂生产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另一方面，政府还花了很大的财力，从国外购买了一些抗病毒治疗的药物，在河南、安徽等地区开展抗病毒治疗。当时，我亲身参与了全过程，现在回想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使当时的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否则，很多病人都会死于艾滋病。迄今为止，我国累计有20万人死于艾滋病。如果没有有效的抗病毒治疗的，我想，死亡的人数会更多。 

　　而且，一旦病人接受了治疗，他的传染性会大大降低，对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您能介绍一下我国在防治艾滋病药物研发上的最新进展吗？ 

　　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研发出一个有针对性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所有药物还是国外的，有的是靠进口，有的靠仿制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物。在十几年前，我国曾拿出一大笔经费来支持中医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开展尝试。通过多年努力，中医也总结出一套经验，比如通过“固本”来增强艾滋病人的抵抗力。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抗病毒治疗的效果挺明显的。通过中医治疗，提高病人抵抗力，实现中西医结合，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

　　目前，性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方式。应如何防治？主要挑战是什么？ 

　　性传播也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基本的艾滋病流行模式。在中国，早年是通过吸毒和非法采供血传播较多。随着非法采供血这种现象的杜绝，吸毒传播也已下降到较低水平，性传播成了主要的流行模式。 

　　2016年，新报告、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是12万多人。其中，有11万多人是经过性传播，包括异性和同性。性传播已经占到了90%多。 

　　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是比较好控制的，因为目标人群比较集中，比如吸毒和非法采供血群体。而母婴传播的目标人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通过孕妇筛查，如果有阳性，就采取阻断措施。 

　　但是，性传播牵扯到人的行为。让一个人彻底改变行为，难度是比较大的。性传播人群，包括同性恋、卖淫嫖娼等行为，都是在暗地里进行，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发现他们比较难。即使发现他们，想要采取措施，改变他们的行为，难度就更大，措施难以完全奏效。这就对控制艾滋病的性传播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校园艾滋病疫情如何？取得了哪些进展？困难是什么？ 

　　这几年，校园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增长的趋势。2010年，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00人，2015年就涨到了3000多人，还不包括没被发现的。仅从这个数据来看，增长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艾滋病在校园中的传播也是越来越严重。 

　　这是因为，现在学生的思想比较开放，性行为发生的频率增加。第二，学生中也有一部分同性恋者。在性行为中，有些学生没有采取带安全套等安全措施，所以造成了艾滋病的传播不断增加。另外，流行病的传播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传染源比较少的时候，传播速度比较慢。当感染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感染的机会就会普遍增加。这不仅反映在校园里，也反映在社会上。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和一些社会组织也采取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前年开始，我们组织了50多场“美好青春我做主，红丝带校园行”的艾滋病防治活动。我们组织各个社会团体，以及知名演员、奥运冠军等人士，亲身到校园去宣传，强调安全性行为，让每个学生，包括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学生，都能掌握艾滋病的防治知识，让他们认识到艾滋病流行对学生的影响。我们的宣传大使有彭丽媛、濮存昕、蒋雯丽等知名人士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通过宣传，这几年的防艾知识普及率有很大的提高。如果学生都能掌握艾滋病的防治知识，采取安全性行为，就能有效避免艾滋病在学生中的传播。 

　　在防止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歧视方面，中国政府这几年采取了哪些措施？您觉得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困难？ 

　　自2000年以来，我国在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时，把减少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如果社会上普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他们就会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因为不知道他是感染者，就很难采取防治措施。因此，我国把反歧视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宣传内容。 

　　我们告诉大众，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个，日常生活接触是不会传播的，因此要平等看待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让老百姓减少对艾滋病的恐慌，才能减少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感染者和病人能够与健康者共生。 

　　通过多年宣传，我们感觉到，社会上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认识进一步全面了，对他们的歧视大大减少。很多地方的艾滋病感染者得到了社会的关爱。比如，山西临汾有一个红丝带学校（中国惟一一所艾滋病学校）。社会各界为了支持艾滋病孤儿的成长，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和支持。红丝带学校的学生一部分进入了社会，一部分上了大学，跟正常人一起生活，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明，社会上对他们的歧视越来越少。 

　　反歧视工作，最难做的还是如何消除普通老百姓对艾滋病的恐惧。很多人不是学医的，不了解艾滋病传播的途径，解释起来，比较困难。我想，还是需要通过宣传来消除他们的恐惧。 

　　现在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人们正确认识艾滋病，给携带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您认为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不足？ 

　　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中国算一个创举。艾滋病的防治，政府是主导，但政府不能包揽一切。特别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政府很难接触到某些艾滋病的感染者，病人和同性恋等高危人群。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却很容易接触到这些特殊或高危人群，这是他们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中有跟政府联系比较多的，如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是政府和艾滋病患者的桥梁。 

　　还有一些比较基层的非政府组织，如感染者自己成立的组织。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探讨治疗体会，通过现身说法，教育他们的同伴积极接受治疗，避免进一步的传播。有一个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之后，组织一部分积极分子建立了一个网站，吸引感染者自愿加入这个网站，分享治疗经验，督促刚刚加入治疗行列的病人定期吃药和检测。这个组织能督促几千个来自云南、广西等地的艾滋病病人接受治疗，作用是非常积极的。可以说，中国很多非政府组织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他们，进一步规范他们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的一些行动。 

　　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 

　　今年的主题是“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共担防艾责任”，是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规划署确定的，意思是不管政府、老百姓、艾滋病感染者都有责任承担防治艾滋病的义务，这是大家共同的事儿。“共享健康权利”，是指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感染者，他都有权利享受健康带来的好处。“共同建设健康中国” 是最终目的，也是19大提出的一个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