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英文新闻周刊日本語 Deutsch Français English 中 文
首页 >> 民生 >> 正文

攻克白血病 中国进行时

《北京周报》记者 唐元恺  ·   2016-06-23  ·   来源:北京周报网
标签:白血病;研究;民生
打印
纠错

  6月10日下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过3个多小时采集,299ml造血干细胞悬液被提取,1990年出生的邮递员季国晨成为江苏省首位对加拿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与该省第28位涉外捐献者。很快,他提供的“生命火种”顺利出境,输入那位白血病患者体内,重燃生的希望。

  当季国晨今年2月19日接到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通知,被告知与一名加拿大籍患者“初配”成功之后,他还经过了高分辨血样检测、全面体检、抽血化验等一系列历时4个多月的准备。家人虽然担心影响其身体,但也仍然全力支持此次爱心行动。“没什么好怕的,就把它当做一次普通的献血。”季国晨说。

  在季国晨出生之前,上世纪80年代,一部拍摄于1975年左右名叫《血疑》的日本连续剧风靡中国的大小黑白电视机,无数观众刻骨铭心了白血病这种极为可怕的不治之症。直到现在,一些黔驴技穷的编导没“招儿”时还会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患上此病。普通中国人对白血病早已见怪不怪,善良者总希望自己有机会能为白血病患者和攻克白血病做点什么。医务工作者更是深感义不容辞。几乎就在《血疑》让观众眼睁睁看着女主角被白血病折磨得一集不如一集的时刻,1985年,上海医生、后来拿过除“诺贝尔”以外所有国际重要医学奖项的准“大满贯”科学家王振义院士,在国际上率先用自己独创的方法治疗“癌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取得成功,硬是把患者从死亡线上给救了回来,且病情迅速好转。

  中国在白血病研究方面起步并不算早,最早在白血病药物上的突破出自1957年,一个专门研究血液问题的研究所在天津成立,这就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血液病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由于建立在天津,它通常被业内人士称为“天津血研所”。这家集临床治疗与科研为一体的机构,以严谨的治学和医疗风范,为中国同行树立了标杆。不仅最早组织了全国白血病流行病学调查,为中国白血病治疗搜集了珍贵的基础数据,而且,也最早提出“规范化治疗”,并将其推广到全国。

  在几代医疗工作者和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治疗水平不仅赶上国际同行的步伐,除了引进和学习西方同行在白血病治疗上的经验,并已经在某些领域实现创新和超越,尤其还从中国传统药物和医学经验中获取线索,研发出具有中国特色最终成为国际标准的抗白血病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获得令国际瞩目的效果,让全世界的患者获益。

  现在,虽然在40岁以下的男性和20岁以下女性中,白血病仍然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但来自北京的医生黄晓军不止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强调:“白血病是不治之症”这个观念要改变了……

 

  北京方案:解决供体来源世界性难题

  迄今对白血病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的最有效方法,也就是骨髓移植。

  这一方法是1978年由美国医生爱德华·唐纳尔·托马斯(Edward Donnall Thomas,1920年3月15日—2012年10月20日)教授正式提出的,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被全世界广泛应用,托马斯也藉此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骨髓移植的原理是通过大剂量化疗彻底摧毁患者已经出问题的造血系统,再将供者的健康骨髓植入,让其在这片“废墟”上生根发芽,重建免疫系统。不过,这种方法对骨髓来源要求非常严苛——供、受双方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又称HLA)配型必须完全相合、分毫不差,否则就会出现排异现象,即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骨髓移植(BMT)后出现的多系统损害(皮肤、食管、胃肠,肝脏等)全身性疾病,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健康种子”会被视为“异己”,遭遇强烈排斥而无法“发芽成长”,或种子疯长,转而攻击寄身其中的“土壤”,凶猛打击患者的肝、肺和脑等靶器官。

  依据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许兰平的说法,HLA是一系列紧密连锁、与人体免疫系统有密切联系的基因组,被视为人体的“身份证”。人体的HLA是由两串从父母身上各取一半的基因串组成,因此父母和子女之间均为HLA半相合,由此,父母为了给白血病孩子找到能够配对的骨髓而再生一个孩子之类的揪心故事不时发生。可从遗传概率上看,配对完全吻合的几率,只有同卵双生的双胞胎才是100%,兄弟姐妹之间HLA全相合的几率为25%,半相合几率为50%,另外还存在25%完全不合的可能。通过骨髓库去搜索,全相合的概率约11%,白血病人生死一线,找到完全配对的骨髓是唯一生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黄晓军大夫估计,中国有超过80%以上患者无法找到全相合骨髓干细胞来源。而中国实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30多年,很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同胞移植的机会又少了很多,找全相合的配型无疑将更加困难。中华骨髓库官方网站去年发布的数据表明,只有不足11%的患者可以从这一骨髓库找到全相合的供者——截止2015年9月30日,共有近206万人进行了骨髓信息登记,总计有48732名患者申请过信息查询,而最终实施捐献的仅为5203例。

  而去年的这10个月,黄晓军率领团队为近600名白血病患者做了骨髓移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患者骨髓干细胞提供者,既非配型完全相合的一母同胞——其几率只有25%左右,也不是在骨髓库等“中彩票”那样机缘巧合地找到非血缘捐赠者,而是配型吻合度不高于50%、选择范围更宽的其他亲属,比如父母子女,甚至堂表亲。这种配型不完全相合的骨髓移植治疗方法被称作“单倍体”(Haploid)移植。

  此前,恐怕全世界的骨髓移植专家大都在思考配型非完全相合的骨髓移植能否成功这一个问题,也进行了各种尝试。一旦成功,无疑将大大增加白血病人获得骨髓移植的机会。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曾尝试过采用HLA全相合操作技术尝试过单倍体移植,结果只有不足两成患者存活,于是单倍体移植被视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HLA配型不合也被国际医学界视作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禁区。

  而骨髓干细胞中的T细胞,成为难以跨越的屏障。它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犹如“双刃剑”,既能杀死肿瘤细胞,成为患者重建免疫的支点,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患者体内的正常细胞,导致抗宿主病。

  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意大利方案”开始尝试,通过仪器去除供体的T细胞,结果避免了抗宿主病,但杀死肿瘤的效果也不理想,骨髓干细胞很难真正植入并成长而建立起一套新的造血系统。当时,黄晓军并不知道意大利人已在尝试这种思路,他只是觉得不能轻易放弃T细胞,“这是一员‘悍将’,脾气虽然暴躁,但战斗力很强,得找到一个可以镇得住它的‘人’并肩战斗,改造T细胞的功能,让它暂时不发威,等过了一定阶段,再让它去对抗恶性肿瘤。”

  能“镇得住”T细胞的,是一种叫“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的药物。它原本是干细胞动员剂,能将骨髓里的造血干细胞赶到外周血中,以便用于移植。黄晓军在阅读文献时从各种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发现,G—CSF对T细胞的功能有调解作用,能让其降低亢奋,与患者原有的细胞相融。让T细胞变“温”的G—CSF,再加上一种短暂抑制T细胞功能的药物,形成了“北京方案”的雏形。

  如今,中国有400多万名白血病患者,每年大约有5000例骨髓移植,一半使用的是单倍型移植。过去的10年,有近2万人不再大海捞针般地寻找供体而获得新生。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困扰白血病患者的供体来源的世界性难题终于得到解决。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异基因骨髓移植中心。这套“人人有供体”的治疗方法与技术,被国际医学界视作白血病治疗方法上的世界性突破。去年10月被世界骨髓移植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美国的《Blood Marrow Transplant》(骨髓移植)正式发文,称其为“Beijing Protocol”(北京方案),在国内被超过50家医疗机构使用。在意大利、以色列、韩国等几十个国家,也都有医院在使用这个“方案”。黄晓军表示,70%左右的单倍型移植患者都能长期生存,同全相合移植成功率相当。

  而去除T细胞的“意大利方案”也在慢慢提升成功率。受北京同行的激励,美国哈佛大学也开始尝试不去除T细胞的模式。“尽管我们的机制各不相同,但大家都共同证明了一件事:即使HLA配型只有一半吻合,也可以进行骨髓移植,并取得不逊于配型全相合的移植效果。”黄晓军曾对新华社表示,自己至少是共同把“隐形墙壁推倒的众人之一”。

 

  上海方案:薪火相传制服最凶险癌王

  白血病已令人生畏,而APL(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又是其中最凶险的一种,被看作“癌王”。相比众多血癌类型,尽管它发病率并不高,但发病急骤,恶化速度惊人,死亡率非常高,通常从发病到去世不过一个星期,甚至只有两、一天,送进医院,可能抢救几个小时就死亡了,根本不给医生留一点时间和机会。该病起因,源于患者体内本该正常发育成长的白细胞突然“不想长大”,闹情绪、搞罢工,导致出血、高热等症状,使得病人抵抗力大大降低,最终走向死亡。

  而出自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享誉中外医学界的“上海方案”正是与APL有关。有了这一“方案”,APL患者可以达到90%以上的完全缓解率,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让外国同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和治疗白血病新的思路和方法。

  从1978年起,APL便被瑞金医院血液科奠基人王振义盯上了。1985年某天,一位患APL生命垂危的5岁女孩儿从浙江的家里被送进上海儿童医院,当时王振义的夫人谢竞雄是这家医院的儿科血液病科医学顾问,晚上回家与时任第二医学院院长的丈夫讨论该怎么办。王振义彻夜未眠,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给病人口服“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这种药原本是用来治疗皮肤病的,女孩有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口服它而成功痊愈的人——服药3天,病情没再恶化;1星期后,睁开双眼;1个月后,脸色红润,病情完全缓解!30年过去了,令王振义欣慰的是,当年的小姑娘不仅健康成人,还当上了新娘。

  此次治病之前,王振义团队包括研究生已做了很多实验,在显微镜下他们清楚地看到,大量急性早幼粒细胞在全反式维甲酸的作用下,居然奇迹般地“学好”,变成了正常发育的细胞。

  以往,白血病治疗基本采用化疗,可它在杀掉白血病细胞的同时,正常的细胞也会受到损害,更损伤了人体的免疫系统,病很难根治。这让王振义对化疗产生了深深的质疑,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去对付血癌。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启示下,他率领研究组起步“改造”癌细胞的征程。在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的1978年,他终于从“迟到”的外文期刊里见到了科学的依据:以色列专家1972年已在小鼠实验中证明,白血病细胞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分化成熟为正常细胞。由此,他明确提出了对癌细胞“诱导分化”的设想:应用某些药物,作用于肿瘤细胞,诱导其正常分化发育,不要疯长,不再到处乱窜破坏其它组织,向良性转化,变成正常细胞。

  除了治病救人,王振义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育才上。在瑞金医院,今年92岁高龄的王振义院士就像是“神一样的存在”,这位“上海方案”的开创者,目前仍然没有离开科研岗位。每周,除了教学查房,还要求年轻的医生“考”他,提出临床发现的各种疑难问题,“不吃老本”的王老同学则会上网查阅搜集国内外最新信息与资料,然后深入思考,给出最佳答案,演示讲解。

  早在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年,“赤脚医生”陈竺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进修,在那里,他首次遇到了王振义教授。“当时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做事认真,知识丰富。”于是,王教授甚至到宿舍劝陈同学考他的硕士生,并力主学校领导同意“破格录取中专生”。在600多名报考者中,陈竺脱颖而出。此次,王教授只招收了两名学生,一是陈竺,二是陈赛娟——她后来成为陈竺的夫人,同样在白血病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也留学法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授予“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两位后来均当选为院士。

  1991年,瑞金医院与其它3个中心共同发现了APL的核心发病原理和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机制。但到这个时候,“上海方案”还只是雏形。一次会议,陈赛娟与哈尔滨同行交流时获得灵感,心想能否“以毒攻毒”,把全反式维甲酸与中国熟知的“毒药”实则传统中药“砒霜”(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结合起来而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夫妇俩带领着团队开始验证这个想法。到2000年,两药联合治疗AP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PL成为第一个可基本治愈的成人白血病,“上海方案”成型,并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2012年2月,全美癌症研究基金会将标志着肿瘤治疗领域国际最高研究水平的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授予王振义院士和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陈竺这师徒二人,以表彰他们在APL研究中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及开发的全新疗法。

  “上海方案”令最凶险的APL实现了从高死亡率向高治愈率的转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恶性肿瘤是不治之症的观念,为其它类型白血病及实体瘤治疗学研究与临床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不仅惠及中国患者,也漂洋过海为世界各地的患者送去福音,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多个血液/肿瘤学中心,。

  与此同时,这一方案并非“完成式”,而一直在“进行时”,不断完善和丰富。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广告 订阅服务
合作伙伴:

版权所有 2000-2018 北京周报中文网 京ICP备0800535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5860


本网站所刊登的来源为北京周报及北京周报网的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北京周报社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