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经济正面临来自世界各地日益激烈的竞争。在本国企业举步维艰的压力下，商界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出面干预以摆脱困境。这种倒逼效应，促成了美国经济政策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转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逐渐被“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所取代。如今，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再将世界视为广阔的经济机遇场，转而认定各国都在采取“不正当竞争”措施，让美国蒙受经济损失。基于这一判断，美国政府祭出强硬手段——发起贸易关税战、实施各类制裁，同时频频发出军事威胁并采取军事行动。

　　在这一转向中，所谓的“产能过剩”被包装成一套便利说辞，用以支撑美国政府激进的对外举措。这套说辞暗含一种逻辑预设：必定有人在蓄意开展“不公平竞争”。政客只需抛出某个自封的“合理”或“最优”产能标准，再拿出数据证明他国实际产能“超标”，便可顺理成章地予以指责。滥用这套概念对政客而言轻而易举，但其逻辑根基却相当脆弱。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清楚，“最优产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极其复杂的理论命题。

　　任何生产投资落地之后，投资者（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面临产能配置的抉择：是缩减、维持，还是扩大产能？抉择的依据，是对多重因素的预判——既包括自家产品未来的市场需求，也包括竞争对手的生产计划，还涉及短期与长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如利率、工资、汇率、通胀、税率、供应链状况等）。与此同时，不同产能规模会带来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当扩张能够摊薄单位成本时，企业会主动扩充产能，以此作为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策略——这种做法自资本主义诞生之初便已存在。同理，若投资者担忧竞争对手借此获得优势，也会选择扩张产能以对冲风险。一般来说，对“错失机遇”的焦虑，往往会催生大规模产能扩张，最终使得总产能远超当下的市场需求。如今全球芯片、数据中心领域的投资热潮，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例证。

　　投资者在规划产能时，都会权衡投资成本和未来预期收益。由于支付产能成本与最终收益之间存在时间差，投资行为本质上都是对未来的预判，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工业产能投资的最终结果，都受到无穷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企业在投资前就能掌握、量化部分因素；但还有一部分要等到项目建成、投入运营之后才会逐渐暴露；还有一些影响因素长期无法被人类察觉。这种不可知性让所有投资决策都具有局限性。在实践中，企业只能依托现有信息做出合理预估，并努力认清自身掌握信息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

　　认清这一现实局限就能发现，指责他国 “产能过剩” 本身难以成立。工业产能投资充满不确定性，其回报高低取决于主观预判与多重变量，因此根本不存在唯一、标准或“最优”的产能数值。投资者无从获知这个所谓最优值，外部观察者、批评者同样不能。因此，不存在客观标准判定现有产能是否属于“过剩”。

　　由此可见，“产能过剩”的指控或指责早已超出字面含义，带有一定目的性。指控竞争对手“产能过剩”，本质上是暗示对方存在不正当竞争、违背全球经济运行的显性或隐性规则。这类指控往往变本加厉，进而指责对方低价倾销、获取政府补贴、无视生产带来的生态破坏等。指控方通常宣称本国恪守公平竞争、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被指控国家却屡屡违规。

　　然而所有这类指控都存在同一个难题：如何界定、衡量所谓的“违规行为”？一国政府出台的任何产业政策，都会惠及一部分群体、影响另一部分群体。什么样的扶持政策才算“不公平补贴”？低价促销本是资本主义延续数百年的常规商业策略，什么时候变成了“倾销”呢？

　　历史上这类市场竞争行为比比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演变为公开指责或正式贸易诉讼。若本国企业受损程度较轻，企业便不会诉求政府维权；如果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不强烈，官员们也就无须为此撰写报告、酝酿反击。现实中，往往是实力更强、体量更大的国家指责弱小国家，而弱势国家无力同等反击。有时被指控国被迫做出补偿、在施压下调整产业政策。

　　纵观历史，每当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原有的主导经济体遭遇新兴经济大国挑战时，新兴大国“产能过剩”的指责便会集中涌现。新兴国家依靠产业规模实现崛起，依托同质或同类产品，以更优品质、更低价格抢占传统强国市场。19世纪德国、美国崛起，挑战大英帝国，便是如此；二战后日德复苏，冲击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同样如此；如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挑战美国、西欧、日本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历史再次重演。

　　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产能优势具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在西方私有制为主的经济体中，市场规律支配下的投资决策往往面临周期性的固有风险；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依托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平抑了这类波动。同时，在统一、协调的监管框架下，混合所有制与民营经济亦能稳健发展。因此，西方所谓的“产能过剩”指控，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抗风险能力的一种误读与不适——这种体制使得中国的产能投资决策，不必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频繁承受系统性风险的重压。

　　拿“产能过剩”发难，与西方一系列对华政策逻辑一脉相承，其终极目标就是遏制、放缓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或许是以往各类遏制手段收效甚微，西方寄希望借助“产能过剩” 这套说辞，为实施制裁、加征关税提供借口。但历史经验表明，在激烈竞争的阶段，竞争者之间互相指责“产能过剩”的行为屡见不鲜。这类舆论只会掀起短暂风波，终将慢慢消退。

　　作者理查德·D·沃尔夫，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荣誉教授。著有多部著作，代表作包括《理解马克思主义》（2018）、《理解社会主义》（2019）、《理解资本主义》（2024）

　　翻译：梁宵

　　责任编辑：马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