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召开之前，“收入分配”在人民网推出的“2012年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的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改革、房价调控等20个候选项中位列第二。无独有偶，“缩小贫富差距”则名列新华网推出的“2012两会调查”关注度排行榜第一位。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2年主要任务中对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方面特意提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起了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和热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孙晓郁作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目前经济委员会组织的收入分配专题调研组的负责人。他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问题是个全民关注的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低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我国企业、政府和住户三大部门中，1992至2008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比重从66%下降到57%，再分配比重由68%下降到57%，呈双降趋势。刘克崮说：“这有其历史客观性，符合阶段性改革初衷，如持续下去，将加重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刘克崮委员给出的数据显示，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部门（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占比明显上升，1992至2008年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由17%上升到25%，再分配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22%。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必然，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小济告诉《北京周报》。他说，居民收入的绝对值一直在增加。目前中国的投资项目比较大，这反映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个积累阶段。但总的来说，张小济认为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过大，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再返还给居民。“去年国家提高个税起征点，就是从政府收入中转移一部分给居民的一种表现。”张小济说。
刘克崮的看法是企业部门占比过大。除正常影响因素外，也有超常因素，如垄断性超额利润，资源类超额收益，国企利润上缴国家不多等，他建议，稳定并适度降低企业部门占比。要强化资源超额收益税，提高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水平，降低准入门槛。必要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一部分用于支持社会保障。
居民收入差距大
除了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问题，谈到收入，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收入。孙晓郁告诉《北京周报》，目前居民收入领域存在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拉大倾向。
在人民网的两会调查中，不少网友针对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名IP地址以118.123.2开头的网友（四川省）表示，“东西部地区工资收入差别太大，我是1987年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工龄已达25年，现工资仅1200元/月。相信东部发达地区与我相同资历的人其月收入绝对远远高于我这可怜的月薪。” 四川省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99元，其中，工薪性收入12,687元 (月均1,057元)。相比之下，东部发达省份的江苏省，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341元。
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政府机关，这种区域性的收入差距已成为一个普遍共识。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尚勋武在接受《北京周报》专访时表示，目前地区之间收入差异过大，直接导致人才向高收入区域流动，不利于基层和边远地区这些收入低的区域吸引和留住人才。
除了区域性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比似乎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
尚勋武表示，我国公共财政对农村投入太少，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享受的公共服务算在内，城乡收入差距甚者达到6:1。这些公共服务包括交通、供水、供电、教育、卫生等领域。他举例，这几年的交通建设主要投资在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建设和城市内部的道路建设，档次和规格不断提高，但农村里的村乡公路建设却非常少，有些乡镇甚至不通邮路。在教育领域，城镇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师工资都明显高于农村。“这些差距需要公共财政来调节，”尚勋武说，“这几年政府明确表示要将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但倾斜的力度和幅度还不够。”
尚勋武说，目前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少。尚勋武举例，由于占有的土地资源有限，从工作量来说，也许很多农民一年中的12个月只有1个月在劳动，有11个月是待业的。而随着城镇化速度进程加快，将有一批农民逐步转入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就业，原来在农村占有的土地资源将转让给留在农村从事劳动的农民。“如果农民经营的土地增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农民的收入也就提高了”。尚勋武说道。
可喜的是，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涨幅开始超过城市居民。尚勋武说：“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有可能缩小。”
除了宏观方面的区域和城乡的收入差距，孙晓郁和尚勋武都提到，人民群众对不同行业收入差距、企业内部管理层和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还有国有企业和机关单位同一岗位编制外和编制内“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差别意见也很大。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对解决这种收入差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尚勋武认为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重视被城市平均收入水平掩盖的城市内部的低收入群体，比如一方下岗甚至双方下岗的家庭。
对于这些困难群体，孙晓郁的建议是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较大”。孙晓郁如此评价。此外，为了确保工资正常增长，可以在企业建立资方、工人代表比如工会共同协商工资机制，劳动者应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改变以前单方面决定收入水平的局面。
尚勋武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改革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这是一种博弈的过程。”尚勋武说，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可以在体制内进行工资改革时，对高收入者暂不提高或以较小幅度提高工资，加大低收入者工资增长幅度，这样有利于差距的缩小。
然而，关于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政协委员中间仍存在不同看法。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在3月5日下午的小组讨论时表示，目前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与国内外同等规模非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相比较低，对他们的“薪酬管理严格规范”这种提法似有不妥。
张小济对此持有相同看法，他告诉《北京周报》：“如果缺乏激励机制，怎么可能留住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会用脚投票，跑到外企去工作，最终导致国有企业优秀管理人才的流失。关键要改变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管理人员的工资是由市场和董事会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来决定，政府在企业中的定位要明确，政府只是所有者，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
张小济认为，对于工资的攀比是一种错误倾向。他说：“我们绝不能提倡平均主义，这将使整个经济失去活力”。他说，关键在于树立一种健康的观念。他举例，目前美国居民的心态比较健康，“别人挣得多，我并不嫉妒，只要机会均等，有一天我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张小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