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谈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北京周报》: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传统媒体应当如何应对?
黄友义:所有的传统媒体都一定要追踪新技术、掌握新技术,但是不等于要把自己的传统产品都关掉。
我三个月前到《华尔街日报》参观,被告知有这样一个现象,《华尔街日报》的印刷版发行量在增加,电子版也在增加,但只要印刷版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就增加,而电子版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却不增加。在美国这个新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电子出版物怎么盈利还没找到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华尔街日报》不可能把纸质版关闭,不然就没有广告收入来源。因此,传统媒体的传统纸质形态依然能发挥作用,不是说有了新媒体,纸质媒体就没有生命力了。我觉得,现在应该两条腿走路,用新媒体吸引年轻读者,但白纸黑字印出来的纸媒依然有生命力,图书馆、研究机构还有中老年读者等还是喜欢纸媒。
我认为,所有传统的外宣刊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内容一定要让外国人喜欢看,这是一种软功夫,我们的媒体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此外,要跟国际市场相结合,现在中国跟国际市场是一体的,媒体也不能游离之外,不能高高在上,要把自己当作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主体来办好刊物。
黄友义谈对外宣传方式方法的创新
《北京周报》:应该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
黄友义:首先要创新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方面,比如有视频,网络,比如ipad的出现给所有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一定要接触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不一定带来商业利益,但是宣传效果是好的。二是运营手段的创新,过去都是自己在编、自己在印。《北京周报》要扩大在北美的宣传,要在当地雇用美国雇员,中国雇员要跟当地人一起采写适合美国读者的文章,更多地利用当地的编辑,还要在发行上和当地媒体合作。也就是说,创新是多方面的。
我们的外宣要回应外国人的关切,关键是要找准外国人的关切是什么,然后再用外国人习惯的语言来回应。例如,外国人特别关注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他们认为就是威胁。的确,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他们在利益上存在冲突,这点要承认,所以,要把怎样做能够达到双赢跟他们讲清楚。还比如,外国人对中国大量出口有意见,我们要把话讲清楚,是因为他们的某些传统产业因为成本较高、手段落后而垮了,并不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生意。同时,我们对外也要表达我们的感谢,如果他们不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出口就会减少,很多外向型企业就会遇到困难,很多工厂就会关闭。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承认各国之间有很多利益共同点,要知道感谢别人。这种故事要讲得让外国人能听得懂,才能把中国文化真正介绍出去。这个讲故事的过程,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表达和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