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谈传统对外报道的转型
《北京周报》：在新媒体迅猛发展以及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像《北京周报》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外文刊物应该如何实现转型？如何发挥好对外宣传的功能？
黄友义：《北京周报》虽然是个传统刊物，但也是个新鲜的刊物。它的侧重点在介绍当代中国的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经济改革、外交政策等。它虽然是有几十年历史的媒体，但内容一直是现代的。现在大家强调改革，改革改的是管理制度，不是工作性质。《北京周报》面对的是高层次的外国读者。如果没有《北京周报》，外国人通过什么用外文了解中国的时政和高层？看《北京周报》的外国读者基本都是中上层人士。
有一次坐飞机，我跟旁边的人聊天，他是加拿大的建筑商，专门做超市的，来中国旅游。我问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说对中国感觉很好，但就觉得自己跟瞎子似的。正好我从座位底下发现了一本《北京周报》递给他看，他翻了一页，是讲上海的税制改革。他说，虽然自己不一定马上要和中国做生意，但要了解中国，中文的东西看不懂听不懂，这本英文的《北京周报》对他很有意义。这次旅游回去后他决定订阅《北京周报》。
《北京周报》面对的读者是高层次的想了解中国的，这个性质比较明朗。转制只是转变管理制度，怎样引进市场机制提高竞争力，任何一个刊物都应该面对市场找到自己的活力。现在中国很多企业想要走出去，有的企业知道利用《北京周报》。要让外国人了解自己企业，不能指望外国媒体，要依靠中国媒体，首先就应该选择《北京周报》，但这些企业并没有和你合作，那《北京周报》就应该走出去，去跟更多的企业接触，告诉那些企业，我能够帮你在国外扩大知名度。例如中海油收购尤尼科，遭到美国国会还有美国媒体的反对和阻挠。其实这是一场正常的商业交易。但我发现没有一家中国媒体能够给中海油在国外做些解释和宣传。因此，我们的期刊要改制，要多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我们的管理体制改革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为市场化服务上面来。
对外宣传是《北京周报》的强项，我觉得还是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北京周报》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它能够把中国的故事用外国人能理解的语言讲出来，但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北京周报》要通过自己的记者编辑把外国人不理解的事情说清楚，特别是把与外国人有关的中国政策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清楚，而不是照抄文件。《北京周报》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接触到的素材大部分都是对中国人讲的，是官样文章，官方文件，但这些内容里有很多对外国人有用，就要提炼出来，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我觉得，《北京周报》的优势在于把中国的政策用外国人熟悉的语言解释清楚，在这方面《北京周报》的作用非常大，《北京周报》的活力就在这里。
同时，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媒体走出去。过去只有《北京周报》一个英文周刊，现在有了日报，有了电视，有了新媒体，媒体增加了，能够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更多的受众，但这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的结合更加密切，即使遇到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是很大，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对外媒体是世界第二大吗？不是的。我们的媒体力量还非常薄弱，在数量、形态、形式上都应该增加。
我认为，关键是要用现代的管理手段来办好这些刊物。比如营销，如果文章是给美国读者写的，一定要了解美国读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喜欢的语言、语气是什么，不是按照我们编辑记者的想法来写文章，而是要满足读者的需求，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才是办好刊物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