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消逝很快,我们不能总让这些年轻人在无奈的等待中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长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说,现在需要全社会采取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这些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农村的人们真正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出现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他们的人数估计接近一个亿。当“80后”“90后”和“农民工”“一亿人”这些字眼集中于一个群体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又会给这个变革中的国家带来什么?
“这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他们和父辈会有很大的不同。”郗杰英告诉记者,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因此他们常常不会种地,也缺乏对乡土的依恋,许多人不愿再回到田间。“他们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调查,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于是,他们往往不再像父辈那样,以收入高低作为选择工作的唯一标准,而是更注重工作的技术含量和发展前景,希望以此提高自身长远发展的能力。
在郗杰英看来,户籍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障碍。由于客观上不甚理想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环境,再加上因为户籍而引发的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等问题,将会使他们产生很大的挫败感和不公平感,甚至会引起一些人对城里人和社会的仇视,从而引发犯罪等社会问题。
郗杰英在调研中看到,不少年轻农民工的年幼孩子在城市农贸市场的蔬菜堆里玩耍。“他们能不能念书,在哪儿念书,他们如何成长?这令人忧虑。”这位曾参与“希望工程”创建的学者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十分突出,在不少地方,他们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教育体系之外,而新生代农民工正更多地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代人家庭整体外出打工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大。
在目前十分棘手的住房问题上,郗杰英更希望政府打破户籍限制,从城市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着眼,为农民工提供廉租住房。一些城市也曾兴建了农民工公寓,但由于农民工无法负担租金、交通成本过高、照看子女等因素,这些尝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大投入,从农民工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子。”
此外,郗杰英还希望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如监督企业贯彻劳动法,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同工同薪,依法办理社保、医保。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还应该得到他们在城市中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如求职、交通、卫生保健、依法维权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更多是依靠他们自身的辛苦打拼,而整个社会却获益匪浅。”郗杰英说,他们的出现,改善了人口素质,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由于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都高于父辈,因此他们也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劳动力资源。
“虽然这些年国家出台了大量措施关注和关心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但对作为个体的人来说,这些变化还是太慢,毕竟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没有多少年。”郗杰英说,现在,城市的建设和运转已经离不开这群人,他们与城市已融为一体,那么,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要更快更多地覆盖到他们,让城市的阳光同样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