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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创意市集
首次接触创意市集的王怡很快发现拥挤的人群几乎全部跟她拥有相似的年龄和神态。二十几岁，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大量的大学生和白领，同时能在人与人之间听到天南地北的口音。
几乎从这种创意摊点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年轻人就成为其核心力量，贩卖创意的和购买创意的基本上都属于80后一代，甚至其中不乏“未成年”的90新人类。
年轻人永远是最具有创造和消费创意的胆量和能力，在他们身上永远不会墨守成规，对条条款款这些“小孩儿”们总是不屑一顾。正是这种年轻的元素，使得最近两年火爆发展的创意市集总是处于一种嘈杂纷乱的状态，充满了青春荷尔蒙的气息。这种气息跟传统商业的铜臭味不同，买卖双方更重视彼此的心心相惜，而不是他们创造的物币交换。
同样为80后的张啸吟在创意圈绝对算是大腕级的人物，来自北京的这个年轻人几乎把“陈幸福”这个名字推向全国，不管在中国哪个城市举办创意市集，提及陈幸福，那些赶集的时尚达人们无不会给予积极的回应。
“陈幸福”最早只是一只花布小猫，而今年创意市集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张啸吟已经把这个品牌注满了新的创意。以此同时，两年前毅然放弃某著名时尚男装品牌做设计师机会的张啸吟如今已经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开了玩具创意工作室。
新形式的手工业
8月18日，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家店铺里，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从北京和外地涌入的女孩儿用“女孩儿”特有的声音夸奖着各种小玩意儿的可爱。张啸吟则始终安静地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时不时将印有“陈幸福”LOGO的红色花绘贴纸递给他喜欢的顾客。他如同其他创意手工业者一样，在经营中极其吝啬吆喝声，这帮人总是神色冷静地跟顾客交易，即便内心愉快他们也只是面带微笑。甚至他只顾着跟志同道合者神侃，对顾客的询问不闻不问。
在这些摊主当中，除了少数成名人士外，部分人还拥有自己的工作，创意制作只是业余爱好，甚至连事业都称不上。从大部分创意设计师的经历来说，创意手工业缺乏机器大生产的条件，这些年轻人们往往凭兴趣和心情手工制作，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产品都拥有同样的质量和水准，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去仔细挑选。
当然，在这样显得“纯洁”的市场里，也在年轻的面孔中夹杂的不同的成分。王先生是来自宁波的商人，他从事创意产业，拥有两个品牌，在上海广州等地拥有自己的店铺，据他说此次来北京正是在考察北京的市场。这个年近五十的生意人用跟整条南锣鼓巷的手工摊主不一样的年龄和说话方式存在，他一家一家地跟创意青年们交流，并用资本和品牌来引诱那些拥有创意天才的年轻人们。
那些多少还有些“玩票”性质的从事创意手工业的年轻人除了节日般的创意市集外，主要依靠在淘宝等网站贩卖自己的产品，当突然面对开店的诱惑，心里不免都会有一丝心动。但是以创意市集为代表的创意手工产业兴起的一年内，我们还缺乏更多这样创意和商人结合的成功例子，大部分人依旧保持一年前相同的经营方式。也许随着这个市场越发为传统商业的认识，新的“创意市集”恐怕总有一天会出现。
其实这次在北京的创意市集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与往日的市集相比，此次最大的改变在于组织方将创意手工业“商人”们从街边摊请进了店铺，40个创意达人用两天时间占据了南锣鼓巷20个店铺。按照“创意市集”的创造者《城市画报》的话说，这是一个实验。除了是创意者们对店铺空间的实验，更重要的则是对整个产业的实验。
毕竟，在中国的大城市，摆摊游商是一种不受支持的经营手段。在北京为例，这些创意手工生产者长期“非法摆摊”，跟其他小商贩一起躲避城管部门的追缉。要让创意业名正言顺，店铺化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固定的地理是品牌形成的关键之一。
同时，创意产业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最吸引眼球的经济类型，从政策面上来说政府是给予支持的，所以我们应该对创意市集的市场化保持积极的判断。
创意更是一种文化
不管创意经济如何成为朝阳产业，创意市集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出现在媒体的文化副刊版面。
一位在北京某都市报文化版工作的记者与笔者闲聊，当初北京第一次创意市集为什么要选择第三极？除了当时第三极书城开业不久，需要宣传，但不容怀疑的，将一个“市集”选在一个书店广场上，组织方从本质上为创意市集定义在文化上。这就是一个先斩后奏的手段，不管创意市集具有多重大的经济意义和市场价值，从根本上，这些人还是一帮文化人，这满足了大部分的自尊。
王怡颖是活跃在各个创意市集上的“专业人士”，这个台湾女生除了贩卖创意作品外，还像一个产业观察者一样对创意产业进行了总结和整理。她曾经就读于英国圣马丁学院，拥有自己的品牌noodoll。在2004年，趁着跟自己合作的公司被并购调整期间，她对世界知名的创意市集，伦敦东市集的Spitalfield's Market、UpMarket十几个特色摊贩进行采访，集成一本叫做《创意市集》的小书，在台湾出版，2005年引入内地，不到两年的时间重印5次。今年《创意市集2》出版，在一个月内首版便售罄。
她如今频繁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创意市集上，在8月18日北京南锣鼓巷她签售了《创意市集2》的再版。
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国际部主任安德鲁曾经提及他在中国面试学生的感受，大多数学生在交谈说的口头语都是这句话“我有一个创意……”安德鲁的问题往往是“创意是为了什么？”在年轻的中国学生这里，这个回答往往是为了自由，与那些向往通过创意市集改变生活方式的留言者的梦想大致相同。
也许在商业和文化两个定义中选择，绝大多数的创意设计师会选择后者，甚至在他们的思考中，商业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关心的自己是一个设计师还是一个艺术家。
《经济观察报》曾在报道创意市集的分析文章中说，不少中国设计师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艺术家，他们更多时候谈到的理想和自由，在主流的优质设计也极为少见的环境中，“创意”有时成为了粗糙的商业环境中的自我逃避，年轻的设计师们习惯批评低质的商业化带来的恶劣生态或者谈论北欧、日本或者比利时的酷设计。
当我们把创意市集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解读时，也许我们的头脑会更清晰。当商业发展看起来水到渠成的时候，创意产业在文化层面上的何去何从恐怕才是真正关系到这帮创意青年们生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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