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其中增加一条：“人民法院应当公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供公众查阅，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这条新规，确立了裁判文书的公开制度。
行政诉讼被称为“民告官”，承载着法治政府的梦想。诞生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迄今已25岁，在法制步伐飞快的当代中国可谓是一部“老法”，实践中暴露很多问题。各界的修改主张中，有主张推倒重来的“大改”，有主张大刀阔斧的“中改”，也有主张修修补补的“小改”。从现在的修改决定来看，属于务实稳妥的“小偏中改”，既不盲从国外制度，探索中国自己的法治路径，又颇能切中弊端，抓住要害。其中最大一个亮点，便是建立了裁判文书公开制度。
这个制度的要点，具体来说有：第一，公开的内容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而不是以公开为生效条件；第二，公开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公众，不限于当事人、第三人、律师等；第三，公开的方式是主动公开，以供查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逗号的位置，表明是公开是职责所在，并不以申请为前提，法院没有裁量权。第四，除外规定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内容”而非“案件”，那就是说哪怕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只要隐去相关的字词、句段等内容，仍然应该公开裁判文书的主文。这显然是立法者为防止实施过程中借口保密而拒绝公开的规定。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甚至可以说是“万能良药”，只要行政诉讼的裁判文书公开制度落实到位，相信很多诉讼问题都可随之化解。在笔者看来，建立了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有如下几点意义：
最直接的影响是法官办案的态度、水平和责任，有利于促进法官司法水平和案件审理质量的提高。判决书、裁定书上网，就要必须提高文书撰写水平了，文辞不通，标点不清的就不好意思再出现了；事实判断，适用法律就要更加认真了；强词夺理，个性裁判甚至徇私枉法的就不得不收敛了。有人反对裁判公开，理由是很多地方法官的水平比较低，公开的物质条件不足。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好像因为小孩子会摔倒，就不去学走路。水平低不是理由，可以咨询专家，可以加强学习，也可以通过内部机制选拔或淘汰法官。公开条件不具备也不是理由，可以发布在单位公告栏，也可以发布在网上。中国已经到了移动上网时代，硬件不足绝不是问题，如果因此增加必要的支出，公众也会举双手同意。
最大的好处是让“民告官”案件更加公正、透明和有效率，提高公众对行政诉讼的信心。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有一句名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裁判文书公开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比如，执行难的问题也可能随之化解，因为公开的判决、裁定对行政机关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抗拒、拖延执行的行为摆在社会公众面前，对于任何一个官员来说都不是小事。
此外，裁判文书的公开也促进学术研究、新闻报道、社会监督的发展。一旦“裁判书上网”，学术界就有了唾手可得的研究资料，新闻界也有了报道素材，民众也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交互作用汇聚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又反过来推动司法审判活动的更加公正和透明。看似要为难法官和法院，实际上是帮助法官提高业务能力，增强责任感和独立性，帮助法院抵制行政干预，增进司法权威。
实际上，裁判文书公开就是要让法官的专业裁判接受社会的公众评判。这种对“司法裁判”的“公众裁判”，是对司法活动的最有效监督方式，可以让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很难再发生，懒惰、恣意、偏私、腐败等等都会“见光死”。《决定》将于2015年5月1日实施，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怎么实施，比如公开的方式、期限等，这些问题还需司法解释来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