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后来就是频繁跳槽，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我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我妈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专家解读
许召元认为，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 “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许召元说。
许召元认为，一方面，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毕竟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
任远表示，“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再如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可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随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④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理性、多元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
镜 头
7月6日，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陈嘉陵告诉记者。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最关键的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大学生工作好找吗？”陈嘉陵说：“这不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态度。”他告诉记者，他的大多数同学和他一样，已经找到工作：“选择安逸的，就在徐州当地或者回老家就业；不怕吃苦的就到各个矿区去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肯定会快速发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有些同学工作至今仍无着落，大多是这个原因。”
专家解读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任远建议，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
他说，陈嘉陵的选择，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实现。创业明星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任远认为，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