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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叙:总理身边成长起来的杰出大使
吕 翎 • 2008-02-27 • 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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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由阮虹撰写的《韩叙传》英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问世。韩叙大使的夫人葛绮云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一喜讯。当年我有幸与韩叙大使接触的各种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1965年9月,我在结束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工作四年后回到了外交部,在翻译室工作。我们这些人都是当时外交部的一批“小青年”,老同志称呼我们都在我们的姓前面加一个“小”字。韩叙同志此时已经是礼宾司的副司长了。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领导。从1965年到1971年,我在翻译室连续工作了六年。翻译和礼宾官是经常打交道的,这六年中,我与韩叙同志有过若干次接触,印象很深。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总理的习惯是会见外宾前他先到,听取有关同志的汇报,然后再请外宾。听完汇报之后,总理有的时候会问一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小青年,他有时候也“考一考”。这次他考到我头上了,问我:“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是哪一年?几月几日?”我一下子被考住了,感到很难为情,脸也红了,觉得搞外交的这些基本知识记不住,很惭愧。周围的同志也没有能够答上来,韩叙同志也在场,他没有说话,一会儿他不见了。当他回到会客厅时,向总理报告说:“总理,我刚才打电话问了,诺曼底登陆是1944年6月6日。”总理听了这话,眼睛一亮,显得很高兴。他说:“你们看,韩叙这点就好。不懂就问。一个人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不懂就是要问。”

韩叙做礼宾工作十分严谨。他身上总是有一个小本,把要做的事情、时间都用很工整的字体写下来。总理交办的事情,他也及时记下来。周总理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不喜欢人们回答问题时加上“也许”、“大概”、“可能”这样的字眼,他需要的是准确的情况。韩叙同志在每次向总理报告工作和回答问题时总是十分准确。我们这些作翻译的在旁边也感到,周总理对韩叙同志这个作风是十分满意的。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期间,朗诺发动了政变。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西哈努克亲王在访问完苏联后就访问中国。1970年越南战争如火如荼,朗诺发动政变显然有美国的背景,牵动着全局。周恩来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十分重视,来访前进行了研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是往西飞还是往东飞?往西飞就是去法国,去当寓公;往东飞就是按原定计划,访问中国。3月20日,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飞机如期来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负责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礼宾司的领导就是韩叙同志。西哈努克亲王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记得当天中午,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款待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在饭桌上,西哈努克亲王的随行人员,特别是一批女眷哭哭啼啼。周恩来总理在午宴上作了即席讲话,话不长,但给我印象深极了。他说:“金边上空的乌云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乌云必将会被驱散,阳光终将普照大地!”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和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朗诺发动的政变,坚决拥护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的合法国家元首。总理的一番话使西哈努克亲王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好转,女眷们的眼泪也嘎然而止。

西哈努克亲王的来访正值文革兵荒马乱期间,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件大事。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初抵中国的那几个月里,亲王不断向柬埔寨人民书写文告。这些文告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对外发表,每次文告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目。接待的任务是很重的,韩叙同志亲自住在钓鱼台,我被分配到同韩叙住一个房间。经常半夜,韩叙同志被叫起来,总理那里有事吩咐。每天早晨,他总是按时起床,穿一身虽然显旧但熨得很平整的藏青色中山装,衣服不好,但人看上去很精神。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青年外交官到了纽约,并在那里常驻了六年多。其间,1973年,韩叙同志被任命为驻美联络处副主任,大使衔。偶尔在纽约见上一面,但由于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接触就不多了。

1989年1月,我奉调赴布鲁塞尔担任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和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二把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所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于中国外交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的外交跌入了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低谷,形势十分严峻。我刚抵达布鲁塞尔的时候要想见什么人很方便,很多大门都是敞开的。但“六四”之后,很多大门都关上了,这是我经历的中国外交最困难的时期。1989年7月下旬,我在报上看到韩叙在美国棕榈滩俱乐部发表讲话、获得好评的消息。于是,我就请我的夫人施燕华打电话给当时担任大使秘书的陈明明同志,请他把韩叙大使的讲话传过来。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官,面临众多的困难,读了韩叙大使的讲话后,感觉讲得太好了。按照这番讲话的思路去讲,有利于争取外界的同情和理解。

韩叙大使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很多外国人对我说:“在中国的外交官身上,能够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影子。”此言不谬。周恩来总理是中国现代外交之父。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外交官都是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逐渐成长起来的。韩叙大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1994年5月4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成立40周年招待会。韩叙会长在招待会上致词。我见到他面容消瘦,皮肤发黑,跟过去有明显的变化。我知道他病了,看到这一变化,心里不由产生了一些忧虑。韩叙会长在招待会上致词,嗓门比往常要大。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种预感:韩叙大使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了多年的一位高级外交官,他正在用他的行动来践行周恩来总理的教导,把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点力量都贡献给工作。韩叙大使在两个多月之后于7月19日去世。我当时的一种预感不幸地成了现实。

2003年7月,我离开法国后回到国内,被任命为外交学院院长。这对我可是一个全新的岗位。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外交经历告诉我,中国外交官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脱离“手工作坊”的模式,师父带徒弟。年轻的外交官跟着一位好的领导,慢慢入门,很多情况下,要靠个人的悟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融入了世界,需要一大批有勇有谋的优秀外交官。“手工作坊”的培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与学院的领导商量,决定把外交案例引入课堂。这件事得到了钱其琛副总理的大力支持。他说:“对学生教外交案例好。这样就使今天的学生、明天的外交官更加接近了外交实践。如果不这样做,那些新入部的外交官就会‘不得其门而入’。”钱副总理的支持对于我们开办外交案例教学是极大的鼓励。就在我们开始向学生们教授外交案例时,我看到了《韩叙传》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当即决定把韩叙大使1989年7月24日在棕榈滩的演说作为外交案例引入课堂,由我本人来授课。

我在讲授案例时,突出了这篇演说的特点:

1989年时韩叙大使正处在事业和能力的颠峰时期,而他面对的情况是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险恶的形势。此时此刻,韩大使决定应邀去棕榈滩讲话,表现了他对祖国的忠诚和他的大智大勇。所以,这篇讲话在当时如此严峻的条件下竟然博得了到场的四五百名听众的起立鼓掌。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愧是中国外交演说的范例。

棕榈滩演说,我不仅对外交学院的学生讲这个案例,而且对那些即将派到国外当大使等高级外交官讲这个案例,效果很好。他们纷纷向我表示,过去不知道有这样一篇讲话,学习后收获很大。看到韩叙大使在危难时刻,放在第一位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才能展现出他那高超的外交智慧和炉火纯青的外交艺术。

《韩叙传》以大量的事实展现了韩叙大使的成长过程,和他在外交上的成就。一个大使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在于他同驻在国上流社会打交道的深度和广度。韩叙大使出使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典范。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上流社会打交道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韩叙大使却能做到每年圣诞节时,把老布什总统夫妇请到家里去做客。这很不简单。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也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布什总统能够把这么重要的节日给了韩叙大使,携家人去韩大使官邸渡过。这是许多大使可望不可及的。这件事不仅反映出美国的总统对美中关系的重视,而且可以看出,韩叙大使工作的深入和效果。

美国各界人士特别喜欢韩叙大使,这也绝非偶然。要想和人家交朋友,尊重对方是前提。不仅是自己主观上尊重对方,更重要的是要对方感到你是尊重他的。韩叙大使跟人家见了一面之后,第二次见面往往能叫出对方的名字,并回忆起当时说话的一些情况,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在韩叙大使的脑子里是有一定地位的。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韩叙大使每天晚上都要把同人家交换的名片摊在桌上,一个一个加注,以加深对对方的记忆。他本来记忆力就很强,这一努力就加深了记忆。难怪在韩叙大使逝世后,从美国发来的唁电竟达130多封。作为驻美大使,去世后有如此众多的美国重量级人物发唁电怀念他,这可能是破记录的。

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来到中国的世纪。据统计,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不过28万人。然而,2006年一年因为各种原因出国的人数已突破了3400万。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使中国与外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英文版《韩叙传》的出版,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它将使全世界的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外交家的风采,了解中国外交的历程,了解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事实;同时,这本书的出版,将唤起许多国际友人对他的追忆,和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我相信,这本书将像韩叙本人一样,成为增进中外了解和友谊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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