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森先生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时以访华70余次而著称，担任美国财长之后也没有降低访华频率。这一次，为了筹备将于5月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再度访华。在这次访华中，不出众人所料，他再度提出了要求中国扩大对美国金融机构开放市场的要求。
美国对中国的上述要求是在中美贸易失衡比较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美国经历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多年了，1893-1970年间，美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其后，逆差成为美国货物贸易的常态，1971-2005年间，除1973、1975和1997年之外，其余历年美国货物贸易均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增长惊人，2004年达6655亿美元；2005年达7821亿美元。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差额的地位日益突出。
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1-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1620亿美元和2016亿美元；其中2004、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其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4.3%和25.8%。去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和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居高不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则连续第二年创造新纪录。
中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两极，对这种失衡的基本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挤出效应论”（crowding out），着重强调美国和其它经常项目赤字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对资金需求过度；另外一种是“挤入效应论”（crowding in），着重强调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储蓄过多而消费、投资过少，导致资本过度供给。在正式声明中，美国官方更倾向于支持“挤入效应论”，进而更强调中国扩大内需。
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题为“中国经济：进步与挑战”（The Chinese Economy: Progress and Challenges）的演讲，认为中国消费过低，违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提高消费有利于增进中国人民福利和实现中国经济外部平衡：
“……正如你们所知，中国现在有巨额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这种外部不平衡部分是由中国令人瞩目的高储蓄率引起的。国民储蓄率甚至比国内投资率还要高，这样中国就有多余的资金可向全球资本市场提供贷款。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对外净贷款（或所持有的外国资产）相当于经常账户顺差。这笔对外贷款中很大一部分为其他国家购买中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提供了融资。居民的高储蓄和相应较低的消费水平，压低了中国的进口需求，并促使国内企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形成了贸易顺差。”
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美方高度重视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业是美国的优势产业，美国期望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部分矫正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更是因为他们认为金融业务发展对提高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伯南克在上述讲话中就提出：“金融方面的一些改革，如增加居民按揭贷款、私人保险、以及其他方式的消费金融产品，也能提高消费比重。”
然而，美国的上述策略是有问题的。首先，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虽然低（按伯南克在那场演讲中提出的数字是38%，印度则是60%），但中国居民平均绝对消费水平与印度相比孰高孰低，有目共睹。而且，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绝对速度并不低，只是投资、出口增长更快而已。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调整后的数据，2000-200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次为39105.7亿元、43055.4亿元、48135.9亿元、52516.3亿元、59501.0亿元、67176.6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9.69%、10.10%、11.80%、9.10%、13.30%和12.9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1-11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68910.8亿元，同比增长13.6%。上述消费增长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决无逊色，更明显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