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有福是广州芳村区一家饭店的老板，妻子是家庭主妇。按照政策规定，他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由于第一胎是女儿，洪有福在“传宗接代”思想以及父母的双重压力下，决定“超生”一个儿子。
2007年初，洪有福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个儿子。“有了这个儿子我们非常高兴，交罚款是预料中的事。”洪有福说。由于有钱，洪有福没有像农村很多超生夫妇那样东躲西藏（主要是躲罚款），在被要求交纳了8万元（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的“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之后，洪先生不仅在家把孩子生了下来，而且为儿子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顺利给孩子上了户籍（孩子出生前必须办准生证，这是办理户籍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很多地方，户籍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升学乃至婚姻等重大事情。）
家住广州市东山区某住宅小区的陈女士，每到傍晚会抱着宝宝在小区内散步，身后跟着她的另一个孩子，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像她这样的城市家庭（夫妇中至少有一人是城市户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你怎么超生了？”有人好奇地问她。
“交钱啊，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就按照政策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陈女士回答地十分干脆。
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夫妇一个孩子，农村夫妇生一个男孩或最多两个女孩）近30年的中国，以往超生现象大多发生在“重男轻女”观念比较严重的农村地区，如今，超生队伍中多了一个“新贵”，他们就是社会上的富人和名人。
最近，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多个场合下表示，中国目前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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