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能否实现？
美国计划用76年实现“所有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而中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计划只用50年。因此，很多人担心中国能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吗？
从中美两国的基本情况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0.3%，而1989年美国公众的相应比例为6.9%；2003年中国这一比例上升为1.98%，而2000年美国公众的相应比例增至17%，两者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与1999年美国人均受教育12.7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相比，2000年中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这两个数据显示出中国公众受教育水平只有初中二年级的程度，仅仅相当于美国100年前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的水平。
而美国的历史发展经验又证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将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8年提高到9年用了大约40年的时间！
“中国的学校教育至今连9年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历史包袱相当沉重，究竟应当如何尽快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怎样才能有效地达到既定的目标，这是中国在制定计划时所无法回避的。”朱效民说。
中国科协副主席徐善衍也直言，中国实施“2049计划”既急不得又等不得。中国公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差异比较大，因而，制订并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所区别，是一个长远而复杂的过程。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事情并不是如此。美国“2061计划”1985年提出，动员300多位专家历时3年多于1989年出版总报告，又用了4年时间（1989-1993）分别设计K-12的课程模式和学习目标，到1995年美国正式颁布《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真可称的上是“十年磨一剑”。而中国的“2049计划”基础研究虽然也动员了近200名专家，但却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并且理论研究、政策制订以及试点工作几乎都是在同步进行的。
于是，包括朱效民在内的一些专家始终有一个担心，与美国“2061计划”的“从容”相比，中国的“2049计划”是不是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和准备不足。
此外，尽管《纲要》提出的措施比较全面，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还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纲要》要求各级政府根据财力情况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提高教育、科普经费的增长速度，并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显然是一种软性要求，一旦失去强制性的约束力，这种规定在实际中肯定会大打折扣，乃至变成一句空话。
“‘2049计划’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为宣传造声势的层面，当前重点是加强可操作性。否则，至少从目前来看，我对该计划的前景不是太乐观。” 朱效民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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